被罰寫作業， 是許多人在上學時遭遇到的， 尤其在小學階段。
圓圓上小學四年級時， 有一天數學老師突然在課堂上搞小測驗， 要求學生們默寫一條前兩天講過的定理。 那條定理大約有二、三十個字， 老師並沒有提前佈置背誦， 課堂上突然測驗， 又要求一字不能錯， 只要有一字與原文不符， 就罰當晚把定理抄寫十遍。 結果班裡的同學全軍覆沒， 每個人都或多或少有些錯， 所以大家當天的數學作業， 除了常規的一些內容外， 還多了抄寫十遍定理這一項。
圓圓晚上回家寫作業時對我講了這事， 表現出對抄寫十遍定理很發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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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了她在測驗中寫出來的內容， 對照書上的定理， 只有幾個字與原文不符， 基本上沒有太大的出入， 而且能感覺出來圓圓是理解這條定理的。 我想， 數學老師有必要這樣懲罰孩子們嗎？這條定理從教材來看並沒提出背誦要求， 教材編寫者肯定也會考慮， 對於四年級的學生來說， 重在理解， 會應用才是目的。
死記硬背的壞處很多， 它對於學生智力和學習的傷害真是再怎麼說都不為過。 前蘇聯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對教師要求學生死記硬背的行為多有譴責， 他說：“學生的那種畸形的腦力勞動， 不斷的記誦、死記硬背， 會造成思維的惰性。 那種只知記憶、背誦的學生， 可能記住了許多東西， 可是當需要他在記憶裡查尋出一條基本原理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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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需要背誦， 背會了寫一遍不好嗎， 為什麼非得寫十遍不可？寫十遍下來， 那要多長時間啊， 這點時間幹什麼不好呢。 我們經常對孩子說要珍惜時間， 可花一兩個小時去寫這種沒有意義的作業， 不也是在浪費時間嗎？
最重要的， 是要保護孩子的學習興趣， 但凡和學習有關聯的任何不痛快的事都要儘量規避。 所以我想， 既然這樣的作業已帶有了“懲治”的味道， 就不能去寫， 不能讓這事在她心中種下對“作業”的厭惡。
我問圓圓現在背沒背會這條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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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圓一聽有點高興， 但馬上又發愁地說不行， 老師要求寫十遍， 寫不夠可不行。 我說， 老師是因為你們沒背會， 才要求你們寫十遍；現在會了， 就不用寫十遍了。
圓圓有些擔心， 說：班裡同學肯定都寫了十遍， 要是我沒寫， 那老師不就要說我了嗎。 我看圓圓在意識中已不由自主地把這個作業當作為老師而寫了， 這是多麼糟糕的意識啊。
我說：沒事， 幹嗎非得人人都寫十遍。 你現在寫了一遍已寫得一字不差了， 就沒必要寫十遍。 學習是為了學會， 既然已達到這個目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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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樣把圓圓“為老師”寫作業拉回到為“學會”寫作業， 是為了培植她心中對學習實事求是的態度。
圓圓還是很擔心， 怕老師明天看她只寫了一遍， 會教訓她。 我和她猜測了一下， 如果不寫十遍， 老師明天可能會生氣， 批評幾句還是小事， 可能會罰站， 也可能會請家長到校。 我給圓圓打氣說， 明天老師要問為什麼只寫一遍， 你就告訴老師說我媽媽不讓寫那麼多遍， 把責任推到媽媽身上。 老師如果要批評， 你就乖乖聽著， 什麼也不要說；要罰站， 你就站上一節課；如果老師要叫家長， 你就給媽媽打電話， 媽媽去和老師溝通， 向老師解釋。 無論怎樣， 你都不用太在意， 因為你沒做錯什麼事。
聽我這樣說， 圓圓雖有猶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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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讓孩子痛苦地把作業寫完和被老師批評這兩個選擇中， 我寧可選擇後者。 現實中我見過許多家長， 他們明明知道有些老師佈置暴力作業， 卻只是一邊抱怨老師， 一邊又不停地督促孩子趕快寫作業， 擔心孩子寫不完明天挨老師的批評。 這樣其實搞亂了孩子的價值觀， 把“不要讓老師批評”當作了首選， 把孩子的個人體驗和實事求是的精神當作次選。
保護孩子的面子， 讓他不要當著全班同學的面被老師批評――這當然重要， 但這破壞了作業本身的目的性， 讓孩子在學習上逐漸變得虛假做作， 失去學習的興趣， 還教會孩子去迎合權威。 這樣做其實損失更大。
我當然心裡十分不願圓圓挨老師批評， 但實在想不出更好的辦法。不是說我不可以替孩子寫，但今天這個作業不同于平時我替她寫的那些作業，今天這個有明確的懲罰性，我不想寫。我想讓圓圓知道，作業是不可以用來懲罰的，要對這種作業說“不”。
圓圓還是有些不放心，但看我很靜定，她信任我，就只寫一遍。這時我想到她班裡有那麼多孩子，小小的手握著筆，一遍又一遍地寫那條定理，心裡真有一種隱隱作痛的感覺。二、三百個字，對大人來說算不了什麼，可這是些四年級的小孩子，懷著恐懼和厭惡的心情寫上十遍，這條定理多半就再也不能真正進入他們的頭腦了。
第二天我在單位一天，沒接到老師打來的電話，以為沒事了。結果晚上回家，圓圓一見我就要哭，說今天一上數學課，老師第一句話就說“那條定理誰昨天沒寫夠十遍，站起來！”根本沒給她解釋的機會。圓圓和另外七、八個同學站起來，老師不光罰他們站了一節課，還讓這幾個人當天晚上回家把整個一本數學書的全部定理都默寫一遍，並說要是寫不夠，明天就默寫兩遍，再不夠就寫三遍。
圓圓有些抱怨地說，還不如昨天寫十遍，今天就不用寫那麼多了。
我翻了翻她的書，把書合起來放到桌子上，用輕鬆的口氣對她說，這個作業不用寫，一個字也不用寫。圓圓有些吃驚地瞪大眼睛。
我說：你看，剛剛開學，數學只學了這麼一點點，這條定理你已經會背會寫，就不需要再寫了；後面的內容還沒學，抄一遍有什麼用呢？沒用的事就不去做。
圓圓說不行，要是今天不寫，明天就得寫兩遍。她說這話時眼神裡充滿擔憂，數學作業在孩子的眼中已是如此可怕了。這是我最擔心的。
如何能儘量保護她對這個學科的情感，讓她在想到數學時有美好的聯想，而不是只想到數學老師和作業懲罰呢？兒童的價值觀還不成熟，他們骨子裡都是崇拜老師的，如果我只是教她不聽老師的話，她內心可能會有微微的負罪感。所以我考慮如何讓她真正從內心想開了，正確認識這件事，把這件事造成的傷害降到最低。
我想到圓圓平時最愛吃餅乾，就用這個她最喜歡的東西來問她：你喜歡吃餅乾是吧，你覺得每天吃幾塊好？圓圓覺得我突然說餅乾很詫異，但還是回答了：五塊。
我說：“每天至少吃十塊好不好？”我平時是限制她吃過量的餅乾的，她一般每天吃兩三塊。我這樣說讓她更感到奇怪，有些興奮有些不好意思地說，太多了，吃七塊吧――她折中了一下，肯定是想多吃幾塊的。
我認真地說，不，要是你吃不夠十塊，我就罰你吃二十塊，再不夠就罰吃五十塊，要是五十塊吃不進去，就罰你吃一百塊。這樣行嗎？
她一定是覺得我既殘忍又不可理喻，吃驚地看著我，不知該說什麼，可愛的餅乾一瞬間變得恐怖了。
我親親她的小臉蛋說，其實呀，寫數學作業和吃餅乾一樣，要是老師的作業留得適量，它就是件好事，要是留得太多，就不好了，是不是？圓圓若有所思地點點頭，她有點聽明白了。我又說，這件事是老師不對，這樣留作業是不好的。既然媽媽讓你一下吃一百塊餅乾你不願意接受，那麼老師留這麼不合理的作業，我們也不用按她的要求去做。不做是對的，做了才是不對的。作業和餅乾一樣，本身都是好東西，我們不要把一個好東西變成一個壞東西，好不好？
這下圓圓完全明白了，表情坦然了不少。她還是有些擔心，問我老師要是天天讓抄定理怎麼辦。我明白孩子的心，她在道理上再明白，也不可能有勇氣天天去學校對抗老師，不願意天天接受罰站和批評。我說，媽媽明天早上送你到學校，去找找老師，跟她解釋一下，老師要是明白了寫合適的作業才對孩子好，肯定就不會再為難你了。圓圓聽我這樣說，一下變得非常輕鬆了。她相信我會幫她把問題解決了，而不會把事情做砸。
第二天早上我向單位請了假去找了數學老師，這位數學老師三、四十歲的樣子，一臉冷漠。我試探著和她提了一下圓圓作業，但感覺根本就沒有溝通的可能。她一聽出我的來意，馬上情緒非常對立，一邊陳述她如何嘔心瀝血地教學生，生怕他們在學業上有一點問題；一邊又抱怨現在的家長們不理解老師，抱怨學生們不好好學習。老師氣勢洶洶地和我說話，仿佛她胸中有一隻火藥桶，只要我有一點點言詞不慎，就可點燃她，讓她爆炸。
我非常害怕和老師把關係搞僵了，就俯首貼耳，陪著笑臉，一臉謙虛地聽老師的教訓，把責任全攬我自己頭上。我的態度終於平息了老師的怒火，她的情緒有所緩解。我又進一步拉近和她的關係，使她終於表示出對這一次作業不再追究。唉，我認為自己的做法乏善可陳，但作為家長，在那樣一種情況下，不知自己除了這樣做，還能有什麼別的辦法。
我很理解這位數學老師，她主觀上是很想把數學教好，但由於文化底子淺――這一點從她的談話中能明顯感覺到――使她在教學上力不從心。一個自身學習能力低下的人其實也不會教別人如何學，這也導致她一方面會採用一些蠢笨的辦法去教學，另一方面骨子裡很自卑，經常有些很變態的做法。
比如，她在課堂上給學生髮作業本時有幾種發放方法。如果都做對了，她就把本發到學生手上；如果有錯題，就扔到地上，讓學生彎腰去撿；如果學生的錯題較多，不但作業本扔地上，還要捏學生的臉蛋。圓圓還被她捏哭過一次。學校嚴格禁止老師打學生，這個老師只能採用捏的方法。為這事我曾給校長打電話反映過，校長說感謝家長的反映，要下去問問，但事情並沒有什麼改變。
在這樣的老師面前，家長能有什麼辦法。我只能更多地尋找機會和這位老師接觸，儘量和她把關係處好，以便下一次再發生什麼事時，方便和她說話。
但我不能告訴圓圓我的這些無奈與方法。那天我回家只是告訴圓圓找過數學老師了，說老師也意識到多抄定理沒什麼用，同意不抄寫了。別的沒對她多講，讓孩子簡單些吧，只要幫她把問題解決了就行了。
現在許多孩子都在不同程度上遭受著暴力作業，不光是來自學校的，也有來自家庭的，有的家長一生氣，也會用寫作業來懲罰孩子。暴力作業的本質是教師和家長對學生的奴役。
哲學家弗洛姆說，人可以使自己適應奴役，但他是靠降低他的智力因素和道德素質來適應的；人自身能適應充滿不信任和敵意的文化，但他對這種適應的反應是變得軟弱和缺乏獨創性；人自身能適應壓抑的環境，但在這種適應中，人發生了神經病。 兒童當然也能適應暴力作業，但暴力作業中含有的奴役、敵意、壓抑，會全面地破壞兒童人格與意志的完整和健康。
家長一定要首先注意，自己絕不製造暴力作業；同時要支持孩子對來自學校的這種作業說不。家長要積極尋求和教師、學校的正面溝通，可以找老師談，可以向學校反映，也可以自己想辦法保護孩子。許多家長一邊抱怨老師留得作業太多太不合理，一邊看孩子在暴力作業中苦苦掙扎而無可奈何、袖手旁觀，這是最壞的。
圓圓小學同學中有一個很流行的笑話。說兩個孩子打架，被老師罰寫一百遍自己的名字。其中一個孩子很快寫完被放走了，另一個孩子寫好長時間還沒寫完。老師批評他寫得太慢。這孩子憋了一會兒，終於大著膽子對老師說：“老師，這不公平，他的名字叫於一，而我的名字叫阿布杜拉？庫依艾茲？烏力特利古拉赫”――所有的家長和教師，在開心一笑時，應該有多少反思啊！
但實在想不出更好的辦法。不是說我不可以替孩子寫，但今天這個作業不同于平時我替她寫的那些作業，今天這個有明確的懲罰性，我不想寫。我想讓圓圓知道，作業是不可以用來懲罰的，要對這種作業說“不”。圓圓還是有些不放心，但看我很靜定，她信任我，就只寫一遍。這時我想到她班裡有那麼多孩子，小小的手握著筆，一遍又一遍地寫那條定理，心裡真有一種隱隱作痛的感覺。二、三百個字，對大人來說算不了什麼，可這是些四年級的小孩子，懷著恐懼和厭惡的心情寫上十遍，這條定理多半就再也不能真正進入他們的頭腦了。
第二天我在單位一天，沒接到老師打來的電話，以為沒事了。結果晚上回家，圓圓一見我就要哭，說今天一上數學課，老師第一句話就說“那條定理誰昨天沒寫夠十遍，站起來！”根本沒給她解釋的機會。圓圓和另外七、八個同學站起來，老師不光罰他們站了一節課，還讓這幾個人當天晚上回家把整個一本數學書的全部定理都默寫一遍，並說要是寫不夠，明天就默寫兩遍，再不夠就寫三遍。
圓圓有些抱怨地說，還不如昨天寫十遍，今天就不用寫那麼多了。
我翻了翻她的書，把書合起來放到桌子上，用輕鬆的口氣對她說，這個作業不用寫，一個字也不用寫。圓圓有些吃驚地瞪大眼睛。
我說：你看，剛剛開學，數學只學了這麼一點點，這條定理你已經會背會寫，就不需要再寫了；後面的內容還沒學，抄一遍有什麼用呢？沒用的事就不去做。
圓圓說不行，要是今天不寫，明天就得寫兩遍。她說這話時眼神裡充滿擔憂，數學作業在孩子的眼中已是如此可怕了。這是我最擔心的。
如何能儘量保護她對這個學科的情感，讓她在想到數學時有美好的聯想，而不是只想到數學老師和作業懲罰呢？兒童的價值觀還不成熟，他們骨子裡都是崇拜老師的，如果我只是教她不聽老師的話，她內心可能會有微微的負罪感。所以我考慮如何讓她真正從內心想開了，正確認識這件事，把這件事造成的傷害降到最低。
我想到圓圓平時最愛吃餅乾，就用這個她最喜歡的東西來問她：你喜歡吃餅乾是吧，你覺得每天吃幾塊好？圓圓覺得我突然說餅乾很詫異，但還是回答了：五塊。
我說：“每天至少吃十塊好不好？”我平時是限制她吃過量的餅乾的，她一般每天吃兩三塊。我這樣說讓她更感到奇怪，有些興奮有些不好意思地說，太多了，吃七塊吧――她折中了一下，肯定是想多吃幾塊的。
我認真地說，不，要是你吃不夠十塊，我就罰你吃二十塊，再不夠就罰吃五十塊，要是五十塊吃不進去，就罰你吃一百塊。這樣行嗎？
她一定是覺得我既殘忍又不可理喻，吃驚地看著我，不知該說什麼，可愛的餅乾一瞬間變得恐怖了。
我親親她的小臉蛋說，其實呀，寫數學作業和吃餅乾一樣，要是老師的作業留得適量，它就是件好事，要是留得太多，就不好了，是不是？圓圓若有所思地點點頭，她有點聽明白了。我又說，這件事是老師不對，這樣留作業是不好的。既然媽媽讓你一下吃一百塊餅乾你不願意接受，那麼老師留這麼不合理的作業，我們也不用按她的要求去做。不做是對的，做了才是不對的。作業和餅乾一樣，本身都是好東西，我們不要把一個好東西變成一個壞東西，好不好？
這下圓圓完全明白了，表情坦然了不少。她還是有些擔心，問我老師要是天天讓抄定理怎麼辦。我明白孩子的心，她在道理上再明白，也不可能有勇氣天天去學校對抗老師，不願意天天接受罰站和批評。我說，媽媽明天早上送你到學校，去找找老師，跟她解釋一下，老師要是明白了寫合適的作業才對孩子好，肯定就不會再為難你了。圓圓聽我這樣說，一下變得非常輕鬆了。她相信我會幫她把問題解決了，而不會把事情做砸。
第二天早上我向單位請了假去找了數學老師，這位數學老師三、四十歲的樣子，一臉冷漠。我試探著和她提了一下圓圓作業，但感覺根本就沒有溝通的可能。她一聽出我的來意，馬上情緒非常對立，一邊陳述她如何嘔心瀝血地教學生，生怕他們在學業上有一點問題；一邊又抱怨現在的家長們不理解老師，抱怨學生們不好好學習。老師氣勢洶洶地和我說話，仿佛她胸中有一隻火藥桶，只要我有一點點言詞不慎，就可點燃她，讓她爆炸。
我非常害怕和老師把關係搞僵了，就俯首貼耳，陪著笑臉，一臉謙虛地聽老師的教訓，把責任全攬我自己頭上。我的態度終於平息了老師的怒火，她的情緒有所緩解。我又進一步拉近和她的關係，使她終於表示出對這一次作業不再追究。唉，我認為自己的做法乏善可陳，但作為家長，在那樣一種情況下，不知自己除了這樣做，還能有什麼別的辦法。
我很理解這位數學老師，她主觀上是很想把數學教好，但由於文化底子淺――這一點從她的談話中能明顯感覺到――使她在教學上力不從心。一個自身學習能力低下的人其實也不會教別人如何學，這也導致她一方面會採用一些蠢笨的辦法去教學，另一方面骨子裡很自卑，經常有些很變態的做法。
比如，她在課堂上給學生髮作業本時有幾種發放方法。如果都做對了，她就把本發到學生手上；如果有錯題，就扔到地上，讓學生彎腰去撿；如果學生的錯題較多，不但作業本扔地上，還要捏學生的臉蛋。圓圓還被她捏哭過一次。學校嚴格禁止老師打學生，這個老師只能採用捏的方法。為這事我曾給校長打電話反映過，校長說感謝家長的反映，要下去問問，但事情並沒有什麼改變。
在這樣的老師面前，家長能有什麼辦法。我只能更多地尋找機會和這位老師接觸，儘量和她把關係處好，以便下一次再發生什麼事時，方便和她說話。
但我不能告訴圓圓我的這些無奈與方法。那天我回家只是告訴圓圓找過數學老師了，說老師也意識到多抄定理沒什麼用，同意不抄寫了。別的沒對她多講，讓孩子簡單些吧，只要幫她把問題解決了就行了。
現在許多孩子都在不同程度上遭受著暴力作業，不光是來自學校的，也有來自家庭的，有的家長一生氣，也會用寫作業來懲罰孩子。暴力作業的本質是教師和家長對學生的奴役。
哲學家弗洛姆說，人可以使自己適應奴役，但他是靠降低他的智力因素和道德素質來適應的；人自身能適應充滿不信任和敵意的文化，但他對這種適應的反應是變得軟弱和缺乏獨創性；人自身能適應壓抑的環境，但在這種適應中，人發生了神經病。 兒童當然也能適應暴力作業，但暴力作業中含有的奴役、敵意、壓抑，會全面地破壞兒童人格與意志的完整和健康。
家長一定要首先注意，自己絕不製造暴力作業；同時要支持孩子對來自學校的這種作業說不。家長要積極尋求和教師、學校的正面溝通，可以找老師談，可以向學校反映，也可以自己想辦法保護孩子。許多家長一邊抱怨老師留得作業太多太不合理，一邊看孩子在暴力作業中苦苦掙扎而無可奈何、袖手旁觀，這是最壞的。
圓圓小學同學中有一個很流行的笑話。說兩個孩子打架，被老師罰寫一百遍自己的名字。其中一個孩子很快寫完被放走了，另一個孩子寫好長時間還沒寫完。老師批評他寫得太慢。這孩子憋了一會兒，終於大著膽子對老師說：“老師，這不公平，他的名字叫於一，而我的名字叫阿布杜拉？庫依艾茲？烏力特利古拉赫”――所有的家長和教師，在開心一笑時，應該有多少反思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