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8日，
在微博幫助下，
被拐兒童樂樂被找回。
這種打拐模式正不斷升溫——
微博的奇跡：
丟了3年的孩子找回來了
“失蹤1050天的樂樂找到了！”
2月8日下午，
當彭高峰見到失蹤近3年的兒子彭文樂，
不禁失聲痛哭。
回憶尋人過程，
彭高峰除了感謝那些幫助他的好心人外，
還得感謝網絡平臺微博。
2008年3月25日傍晚，
3歲的彭文樂在深圳被拐失蹤，
彭高峰踏上了漫漫尋子路，
但是，
效果并不理想。
2009年，
一直關注彭高峰尋子的《鳳凰周刊》記者鄧飛把彭文樂的照片發上了微博。
經過博友快速廣泛的傳播，
終于，
在今年除夕（2月2日），
有博友聯系上彭高峰，
Advertisiment
1月25日，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嶸開通了微博“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 期望借助博友的力量， 拍攝街頭乞討兒童， 為尋找被拐兒童提供線索。 截至目前， 該微博的粉絲已經超過15萬。
“微博打拐”話題在春節期間不斷升溫。 微博上關注解救乞討兒童的話題已經超過46萬條， 各地網友上傳乞討兒童照片超過2500張。
警方的聲音：
不放過每一條打拐線索
這一舉動， 引發了連鎖反應。 公安、社會組織與機構、媒體、明星微博也紛紛行動起來， 共同參與解救行動。
Advertisiment
全國政協委員韓紅在微博上發起倡議， 稱將在兩會上提交“嚴厲打擊和懲罰拐賣兒童案”的提案；同時， 各種公益組織和義工團體也在紛紛開通微博加入此次行動中。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會表示， 將給予“微博打拐”以資金支持。
對于社會自發的打拐行動， 各地公安官方微博紛紛發布公告表示支持， 希望網友提供線索。
公安部打拐辦主任陳士渠在微博上說， 我會通過微博和大家保持溝通， 歡迎提供拐賣犯罪線索。 對每一條線索， 公安部打拐辦都會部署核查。 此外， 他還把拐賣犯罪在逃人員吳正蓮的通緝令放在微博上， 得到大量轉發。
深圳市公安局局長李銘說， “微博打拐”將傳統的“群防群治”與現代科技手段有機結合，
Advertisiment
據介紹， 近年來， 我國已開展5次全國打拐專項行動。 早在去年7月， 公安部召開全國深化打拐專項行動電視電話會議， 要求各地公安機關強化打擊措施， 建立健全工作機制， 將打拐工作繼續引向深入。 凡兒童少女失蹤被拐， 一律設專案組偵辦。
有人說， 這是一場打拐的官方力量與社會力量的大聯動， 為打擊拐賣犯罪架起一張遍布城鄉的天羅地網。
網友的質疑：
會持久嗎？會打草驚蛇嗎？
博友“mei時美刻”說， 當你們開車等紅綠燈時， 如果有小朋友來乞討， 請把他們的樣子用手機拍下來，
Advertisiment
對于“微博打拐”， 數量眾多的博友很支持。 他們或加以轉發， 或隨手拍照加入行動。
在博友的推動下， “微博打拐”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 并收到了一定實效。 然而， 有廣州博友反映， 部分平日常見乞兒的路段， 這幾天見不到他們的蹤影了。 這也引發了部分博友對于這種打拐形式的擔憂和質疑。
他們最擔憂的是， 現在這樣做會打草驚蛇， 會讓部分行乞人員藏匿甚至是迫害孩子， 等風頭一過就又會有一批新的受害者。 著名編劇六六在微博上說， 打拐需要國家統一部署， 不能自己這么私下搞， 打草驚蛇以后禍害了孩子， 好心辦了壞事。 對于這樣的擔憂， 有博友回應，
Advertisiment
許多網友對微博內容的真實性產生了質疑。 中國傳媒大學教授沈浩就對博友“孔二狗”提出質疑：您文章描述的被拐兒童被割舌頭、掰斷胳膊、截斷腿是否真實？博友何鎮飚認為， 不能將街頭乞兒等同于被拐兒童， “拐賣健康兒童致殘行乞”說的真實性需要求證。
同時， 博友還質疑這樣的行動的持久性， 認為打拐若沒有政府參與， 只是一陣風。 對此， 一直參與打拐的博友、《鳳凰周刊》的記者鄧飛說， 我們的公安系統一直在主導打拐， 未有缺席。 民間合力支持和協助公安打拐， 并延展到其他配套工作的反思和改變， 努力系統解決兒童販賣問題。
在贊許和質疑之余，不少博友提出了一些建設性的意見。
在具體操作方面，許多博友建議，在不能分清組織者是拐賣兒童嫌犯，還是孩子父母的情況下，最重要的是撥打110報警，以避免不必要的沖突。
在資金支持方面，“狙擊手的貓”建議，打拐任務艱巨而漫長，志愿者的力量非常有限，應設立一個打拐基金會，讓更多的人能夠貢獻自己的力量。有些博友建議，用福利彩票基金來解決被拐兒童救助問題，既合理又合法。
在長效機制方面，“Justin的安吉拉”認為，通過微博上傳照片打拐只是一個開始，后面要做的還有很多，應該建立一個較為完善的打拐救助系統，以保障打拐能持續地、有效地進行下去。其中，有博友建議，當下建立全國范圍內的被拐兒童數據庫，應非難事。
利大于弊，隱私權應讓位于生存權
微博打拐，這事具有很好的標本意義，意義甚至超出了解救被拐兒童事件本身。
如果不是網友提供的有效線索，公安機關可能很難在短期內偵破案件；如果不是公安機關的有效回應和積極行動，網友的熱情和善舉也很難取得這樣的實效。這種有效的互動是讓人欣喜的。
對于其他行政管理，應該說都可以借鑒。其實治安的綜合治理和社會秩序的有效維持，本身帶有一定的群眾自我規范和自我管理的性質，因此，調動群眾積極性，有效發動群眾，是一種好的方式。
對過程中可能涉及的侵權問題，我認為，權利總分輕和重，在彼此存在一定沖突的情況下，可能需要選擇重的。當被拐賣的兒童面臨失去生存權、生命權的時候，肖像權、隱私權可能相較就是輕一些的權利，應該讓位于生存權的捍衛。同時，孩子的面貌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逐漸變化，這種影響可能也只是一定限度的。
犯罪分子會不會因為兒童信息的披露而轉移、藏匿甚至是殘害孩子？我認為，這可能取決于公安機關是否能在得到線索后的最短時間內主動出擊，進行偵破。如果越來越多的人參與進來，將防護網越織越密，相信警民合作，一定能夠跑得贏犯罪分子。因此，應該說，此舉，利大于弊。
同時，熱心的公眾也可以作公共安全志愿者，參與相應幼兒安全教育的工作。
官方和社會的打拐應實現更有效的合作，缺一不可。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王敬波
責在職能部門，不能以侵犯隱私為代價
一方面，打擊拐賣婦女兒童是專業的法律行為，不是所有公民都能夠介入和參與的；另一方面，這一行動本身有風險、有難度，如果處置不當，不但可能傷及他人，也會傷害自己。只身打拐的做法更不可取。同時，轟轟烈烈的“全民打拐”運動，有可能會掩蓋一些職能部門在打拐工作中的缺點和不足。
因此，打拐工作應該由公安機關來推動。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公眾在這一過程中注定無所作為。
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公民有向公安機關舉報犯罪行為的義務。公民可以借助于互聯網絡向公安機關提供犯罪線索，但是不要隨意在互聯網絡上發布有關信息，因為這樣可能會侵犯公民的權利。
這次公眾自發的打拐行為，精神可嘉，但一定要注意方式和方法。當前我國執法機關各自為政的現象依然比較普遍，今后戶籍管理部門和城市管理部門應當加強信息溝通，城市管理人員發現流浪兒童應當及時與戶籍管理部門溝通，加大兒童有關信息的供給，讓犯罪分子無處遁形。
打擊拐賣兒童犯罪不能留死角，在打擊拐賣兒童犯罪活動中，應該強化行政執法機關的責任，只有這樣才能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長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也才能從根本上遏制拐賣兒童的犯罪活動。在打擊拐賣兒童犯罪問題上，我認為，不能以侵犯公民個人隱私為代價解救被拐賣兒童。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 喬新生
是新模式，但要有章可循
網友們自主、自發的打拐行動，值得褒揚。
現在，單純依靠公安機關打擊和預防犯罪，壓力仍然較大。而利用網絡技術和網絡平臺，有可能能夠達到公安機關所不能及的效果。因此，發動群眾參與打拐是必要的，這可以被看作是“21世紀利用網絡平臺的社會預防犯罪新模式”。
但是，也需要看到，以網絡為組織的網民行為常常以帶有自發色彩，打拐又是一項專門機關的法律行動。因此，在鼓勵網友積極參與的同時，也應隨時根據情況對一些行為加以規范和糾正，比如制定相關法律，對公眾參與預防犯罪時的行為加以約束，明確規定“應該為”、“當然為”和“不該為”的邊界，讓公眾的行為有章可循，讓善舉能夠在法律框架下更有效地得到實現。
同時，幫助解救被拐賣兒童是維權的行動，但要注意處理好這一過程中維權和侵權的關系，避免因方式方法不妥，造成新的侵權。
——中國犯罪學研究會副秘書長、中國政法大學法律系教授 王順安
在贊許和質疑之余，不少博友提出了一些建設性的意見。
在具體操作方面，許多博友建議，在不能分清組織者是拐賣兒童嫌犯，還是孩子父母的情況下，最重要的是撥打110報警，以避免不必要的沖突。
在資金支持方面，“狙擊手的貓”建議，打拐任務艱巨而漫長，志愿者的力量非常有限，應設立一個打拐基金會，讓更多的人能夠貢獻自己的力量。有些博友建議，用福利彩票基金來解決被拐兒童救助問題，既合理又合法。
在長效機制方面，“Justin的安吉拉”認為，通過微博上傳照片打拐只是一個開始，后面要做的還有很多，應該建立一個較為完善的打拐救助系統，以保障打拐能持續地、有效地進行下去。其中，有博友建議，當下建立全國范圍內的被拐兒童數據庫，應非難事。
利大于弊，隱私權應讓位于生存權
微博打拐，這事具有很好的標本意義，意義甚至超出了解救被拐兒童事件本身。
如果不是網友提供的有效線索，公安機關可能很難在短期內偵破案件；如果不是公安機關的有效回應和積極行動，網友的熱情和善舉也很難取得這樣的實效。這種有效的互動是讓人欣喜的。
對于其他行政管理，應該說都可以借鑒。其實治安的綜合治理和社會秩序的有效維持，本身帶有一定的群眾自我規范和自我管理的性質，因此，調動群眾積極性，有效發動群眾，是一種好的方式。
對過程中可能涉及的侵權問題，我認為，權利總分輕和重，在彼此存在一定沖突的情況下，可能需要選擇重的。當被拐賣的兒童面臨失去生存權、生命權的時候，肖像權、隱私權可能相較就是輕一些的權利，應該讓位于生存權的捍衛。同時，孩子的面貌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逐漸變化，這種影響可能也只是一定限度的。
犯罪分子會不會因為兒童信息的披露而轉移、藏匿甚至是殘害孩子？我認為，這可能取決于公安機關是否能在得到線索后的最短時間內主動出擊，進行偵破。如果越來越多的人參與進來，將防護網越織越密，相信警民合作，一定能夠跑得贏犯罪分子。因此，應該說，此舉，利大于弊。
同時，熱心的公眾也可以作公共安全志愿者，參與相應幼兒安全教育的工作。
官方和社會的打拐應實現更有效的合作，缺一不可。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王敬波
責在職能部門，不能以侵犯隱私為代價
一方面，打擊拐賣婦女兒童是專業的法律行為，不是所有公民都能夠介入和參與的；另一方面，這一行動本身有風險、有難度，如果處置不當，不但可能傷及他人，也會傷害自己。只身打拐的做法更不可取。同時，轟轟烈烈的“全民打拐”運動，有可能會掩蓋一些職能部門在打拐工作中的缺點和不足。
因此，打拐工作應該由公安機關來推動。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公眾在這一過程中注定無所作為。
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公民有向公安機關舉報犯罪行為的義務。公民可以借助于互聯網絡向公安機關提供犯罪線索，但是不要隨意在互聯網絡上發布有關信息，因為這樣可能會侵犯公民的權利。
這次公眾自發的打拐行為，精神可嘉，但一定要注意方式和方法。當前我國執法機關各自為政的現象依然比較普遍，今后戶籍管理部門和城市管理部門應當加強信息溝通，城市管理人員發現流浪兒童應當及時與戶籍管理部門溝通，加大兒童有關信息的供給，讓犯罪分子無處遁形。
打擊拐賣兒童犯罪不能留死角，在打擊拐賣兒童犯罪活動中，應該強化行政執法機關的責任，只有這樣才能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長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也才能從根本上遏制拐賣兒童的犯罪活動。在打擊拐賣兒童犯罪問題上，我認為，不能以侵犯公民個人隱私為代價解救被拐賣兒童。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 喬新生
是新模式，但要有章可循
網友們自主、自發的打拐行動，值得褒揚。
現在，單純依靠公安機關打擊和預防犯罪，壓力仍然較大。而利用網絡技術和網絡平臺，有可能能夠達到公安機關所不能及的效果。因此，發動群眾參與打拐是必要的，這可以被看作是“21世紀利用網絡平臺的社會預防犯罪新模式”。
但是，也需要看到，以網絡為組織的網民行為常常以帶有自發色彩，打拐又是一項專門機關的法律行動。因此，在鼓勵網友積極參與的同時，也應隨時根據情況對一些行為加以規范和糾正，比如制定相關法律，對公眾參與預防犯罪時的行為加以約束，明確規定“應該為”、“當然為”和“不該為”的邊界，讓公眾的行為有章可循，讓善舉能夠在法律框架下更有效地得到實現。
同時，幫助解救被拐賣兒童是維權的行動，但要注意處理好這一過程中維權和侵權的關系，避免因方式方法不妥，造成新的侵權。
——中國犯罪學研究會副秘書長、中國政法大學法律系教授 王順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