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的新形象

20世紀， 人們加強對兒童的關注， 在全世界範圍內開展了許多重要的教育實踐： 義大利的瑪麗亞・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 蘇聯的馬卡連柯(Makarenko)， 英國的薩麼黑爾(Summerhill)， 法國的斐涅(Freinet)……保護兒童的意願也開始出現： 英國於1908年通過了第一部反對亂☆禁☆倫的法律。

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 尤其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 才發生了一些主要的變化， 它們既歸因於經濟的騰飛， 也是醫學進步和社會鬥爭， 尤其是婦女鬥爭的成果。

人們愈來愈不認為孩子是一個累贅。 避孕與流產措施使人們可以決定是否要孩子出生。 借助無痛分娩(以及後來的硬膜外麻醉)技術，

孩子可以在更好的條件下出生。 分娩不再總是與噩夢聯繫在一起， 生育不再總是意味著不幸。

這是一種根本的變化。 直到今天， 我們還不能確定是否已經衡量這種變化的全部意義。 我們對整個變化對“婦女利益”的意義確實已經做了很多闡述， 但是我們對於它對母子關係以及兒童本身形象的影響的研究則比較少。

然而， 還是發生了根本性的動搖。 因為分娩對母親來說不再是種折磨， 所以孩子從“原罪”中得到了解放， 而背負“原罪”有可能妨礙他的一生。 醫學使那些從前慣於在搖籃前向母親散佈恐怖預言的巫婆再也無法行騙。 生孩子不再是件痛苦的事， 所以孩子不再是女性註定只能付出犧牲、忍受痛苦且代代相傳地位的鮮活證明……至於母親，

生育孩子不再受迫於“義務”的壓力(你“應該”成為母親、“應該”承受做母親的痛苦)， 而能夠成為一件滿足欲望、帶來快樂的事情。

這種新的生育體驗無疑促使兒童從此成為母親的夥伴而非精神包袱， 被後者視為一個人、人的個體。 這種新的認識對整個社會對孩子的印象也產生了影響。

另外， 社會保護以及技術革新(“嬰兒小罐食品”、一次性尿布、洗衣機等)極大地方便了孩子出生後頭幾年的物質生活， 而我們知道， 這幾年對一個家庭來說是很難熬的。 一戰後期， 兒童的生命仍然會受到威脅(千分之四十五的嬰兒生下來就是死嬰， 活下來的嬰兒有千分之五不到一個月死亡， 千分之十五活不到一年)，

而此時由於兒科學的進步以及各種疫苗的發現， 兒童的存活率越來越高。 家庭不再沉浸在死亡焦慮中並擺脫了日常生活的重壓， 開始能夠更多地處理與孩子間的關係， 可以考慮孩子可能的未來並為此進行準備。

與此同時， 兒童科學獲得進一步發展， 研究物件的年齡越來越小， 降低到三歲之前， 直至新生兒(如今人們已經在研究胎兒)。 人們關心他們的發育與學習， 為其創造專門的場所、設備以及新的工種。 1945年， 現代意義上的托兒所出現了， 1960年心理學家進入其中工作。

最後， 最主要的轉變可能表現在人們對兒童的認識有了改變。 在這個轉變過程中， 精神分析學起了關鍵的作用， 它不但說明了兒童心理的複雜性，

而且指出了童年對人一生的決定性作用。 實際上， 通過將兒童變為大人命運的主宰， 精神分析學顛覆了人們想像中的成人與兒童之間的關係， 其影響深遠。

首先的影響就是使人們必須重視兒童的心理現象， 並擔負相應的責任。 既然一切取決於兒童時期， 那麼怎麼能不從這個年齡起就開始照顧孩子呢？在這種對兒童擔負責任的過程中， 精神分析學也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這種作用有幾個層面：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 在佛洛德之後， 一批精神分析學家開始從事對兒童的分析［海爾曼・范哈戈海爾穆斯(Hermine von Hug-Hellmuth)， 安娜・佛洛德(Anna Freud)， 梅蘭妮・克萊恩(Melanie Klein)……］；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一批學者步前者後塵， 建立了一些機構(例如1945年貝特爾海姆(Bettelheim)在芝加哥的工作)或者投身兒童醫護領域的研究(兒科學，

精神病學……)。  20世紀50年代， 人們仍將好動的嬰兒拴起來， 或將嬰兒丟在哺乳室， 讓其獨自吮吸夾在繈褓裡的奶瓶， 這些學者們就在那些地方培訓人員， 為促使人們重視兒童的欲望和生命經歷而戰鬥。

還有一批學者， 例如英國的唐納德・溫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和法國的弗朗索瓦茲・多爾多， 他們毫不猶豫地利用各種媒體向大眾宣傳兒童時期的重要性。

在揭示兒童時期重要性的同時， 精神分析學也改變了對父母與孩子關係的描述， 佛洛德理論表明這種關係是根本性的。

可以看出， 精神分析學指出和說明了父母在孩子成長中所起的作用， 使這種作用成為一個中心問題。 它把父母的責任問題擺在首要位置， 因而引起有些人的不滿。那些人由於對一些文章的誤讀，或者由於把某些精神分析學家的錯誤做法與精神分析理論本身混淆，從而指責佛洛德及其門生使父母產生犯罪感。這種批評自此不斷得到回應，後面我們將有機會指出其不當、模糊之處以及對“兒童利益”的負面影響。

因而引起有些人的不滿。那些人由於對一些文章的誤讀，或者由於把某些精神分析學家的錯誤做法與精神分析理論本身混淆，從而指責佛洛德及其門生使父母產生犯罪感。這種批評自此不斷得到回應，後面我們將有機會指出其不當、模糊之處以及對“兒童利益”的負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