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孩子玩殘酷的遊戲

有一個電視節目找我討論一集策劃， 大抵是找一位並不是專業教師的人士（有歌手， 有導演， 有音樂家）， 和一群小學生， 上一堂“平日學校之外”的課程。 他們第一道題會問這個“臨時教師”：如果你回到過去， 見到那位還是小學生的你自己， 你覺得有哪些事是非想教會他不可的？

據說有位男歌手帶著一群臺北私立小學（那種平日家中經濟極優渥的）小孩參加節目：先是一起被扔在中南部一處荒郊野外， 把所有人的錢包和手機收走。 然後他陪著孩子展開類似公路電影情節的遊戲：搭便車、跟店家乞討水和食物、步行，

或設法跟老闆交涉在泡沫紅茶店打鐘點工、借宿警局或廟宇……他們必須學習從一無所有， 在這社會底層尋求支援， 接觸平時被隔阻在他們經驗之外的老人或同齡小孩， 或沾著油哈味髒汙的大人們。

節目組還提起一個日本綜藝節目的設計：先讓一個父親將一窩雞蛋交給他孩子， 好像其中有幾枚就在他們眼前孵出小雞， 但其實剩下的那枚雞蛋， 根本是沒受精孵不出小雞的。 父親以一種男人對平輩交待重大託付的莊嚴口吻， 要求這男孩要好好照顧、保護這顆還在蛋殼裡的“金太郎”（大人們還幫它取好了名字）， 讓它平安孵化出來。

“沒問題吧？”

“嗯。 ”

“熊太你會用全部力氣保護金太郎的生命吧？”

“沒問題的， 交給我。

”

但這父親離開後， 另一個男子（大人安排的）走進這教室， 急匆匆在翻找什麼， 然後像是粗手粗腳就將那顆雞蛋撞翻落地， 當然就變成一攤稀糊、汁液晶瑩、沾著碎蛋殼的“壞毀之物”。

“啊！”於是包括熊太、潤二、花子……每個男孩、女孩在雞蛋落地砸破的那一瞬間（其實那只是一顆尋常的雞蛋， 但孩子們相信因他們的疏忽， 剛剛弄死了一條正要掙扎來到這世間的小生命）， 露出不同的表情， 或是張嘴無聲地承受這一擊；或是蹲下哭泣；或是在那扮戲的大人說“喔對不起對不起”時， 還非常有禮貌、但難掩憂愁地說：“沒關係。 ”但眼角已被攝影機拍到滑下一滴淚。

有一個男孩， 在這粗心大人離場後， 趕忙將那砸碎爛蛋糊清理掉， 從一旁抓一顆沒受精的雞蛋放到一開始那孵化“金太郎”的小巢裡，

等他父親進來， 他面色鎮定地說謊。 “怎麼樣？金太郎還好吧？怎麼還沒孵出來？”“是啊， 可能它比較害羞吧。 ”

這是一種對小孩來說是那麼恐怖的複式困境：一、他沒按承諾， 幫父親看守好那個脆弱的“小生命”。 二、他的能力無法掌握生命的乖謬遭遇， 一個大人來搞砸了， 他怎麼講也沒人相信。 三、一個“小生命”因他的失誤， 死去了。

聽了這個故事， 我的反應可能跟所有觀眾直接的反應一樣：“大人好壞。 ”但這正是節目想要的效果， 那個設計裡有什麼幽微的邊緣被越過了， 但我們就像看莎士比亞的話劇而領會人性或命運， 我們歎息、哀憫、心被懸吊而起。

於是我們討論我們主持的那一集節目，

情境如下：先跟孩子們說， 這次遊戲的題目叫“火星計畫”。 山寨版模仿電影《星際效應》的梗， 如果世界末日已發生了， 你們被挑選入那個幸運的“火星移民”計畫， 但因為宇航機載重的限制， 每個人只能隨身帶一件“對你最珍貴的東西”─可能是過世祖母給他的一隻舊手錶；可能是童年掉的一顆臼齒；可能是他父親曾幫他用木工做的一把玩具槍；可能是他養過一隻後來飛走的鸚鵡的羽毛。

然後， 有一堂課是讓每個孩子拿著這件他的至愛之物， 對其他孩子介紹這件“非如此不可之物”的身世和故事。 接下來， 讓孩子們將他們的心愛之物， 放進一隻我們做好的硬紙殼火箭。 在操場， 告訴他們這是一個升空儀式， 我們在火箭底座裝上會噴出火花，

如仙女棒那樣的效果， 大家站在這“假裝要後射升空”的火箭前， 拍照留念。

但其實， 我們已經將孩子們的心愛之物掉包了， 火箭裡放的是一堆廉價塑膠玩具、泡綿、破布；而不是他們的珍藏之物。 道具組在設計上多動些手腳， 火箭底端夾層放進煤油、蠟燭、鎂粉等易燃物。 當孩子們開心地在玩具火箭前拍照時， 也許五秒， 也許十秒， 那只火箭會整個燃燒起來。 劇組要先想好一個精准的措施， 讓他們目睹火箭付之一炬， 但不能讓他們靠近， 他們以為火箭上載著的他們的珍貴物件也燒銷了。

這時， 我必須把孩子們帶進教室， 安撫他們（一邊要演：接手機啦， 氣急敗壞責備對方啦）。 同時把課程引導至：“對失去珍貴事物的體會、情感修復、互相安慰、乃至一種對‘失去’這事的學習。 ”

這個節目創意，我們討論得很樂：該在火箭底部放哪些易燃物——煤油？蠟塊？報紙？那些特效用鎂棒？如何防止孩子們相信他們“最珍貴之物”已成為眼前那堆火裡的熔渣，太過悲慟而無法進行接下來的學習？又如何預防某些精明多疑的小屁孩，看出破綻，戳穿我們的伎倆，告訴大家“這一切都是假的”？

為了取得孩子的信任，一開頭我也必須拿出一件對我生命無比重要的物件，和他們分享它的故事，然後一起放進那硬紙火箭裡。如此當災難在眼前“演出”（而非“發生”）時，我便絕對無疑是他們的“受難同路人”，我必須演出（不能笑）和他們同樣的驚恐、哀傷、憤怒，才能將情緒帶往一類似“戒酒協會”小團體成員之間互相支持、情感分享的氛圍……

“我覺得這個點子有點變態耶。”電視臺裡一個搞策劃的年輕女孩說。當然最後這個構想被否決了，理由並非因其“變態”，而是主管丟下一句：

“沒有一所小學的校長或老師，會允許我們去他們的校園，引爆、然後焚燒一枚假火箭啦！”

”

這個節目創意，我們討論得很樂：該在火箭底部放哪些易燃物——煤油？蠟塊？報紙？那些特效用鎂棒？如何防止孩子們相信他們“最珍貴之物”已成為眼前那堆火裡的熔渣，太過悲慟而無法進行接下來的學習？又如何預防某些精明多疑的小屁孩，看出破綻，戳穿我們的伎倆，告訴大家“這一切都是假的”？

為了取得孩子的信任，一開頭我也必須拿出一件對我生命無比重要的物件，和他們分享它的故事，然後一起放進那硬紙火箭裡。如此當災難在眼前“演出”（而非“發生”）時，我便絕對無疑是他們的“受難同路人”，我必須演出（不能笑）和他們同樣的驚恐、哀傷、憤怒，才能將情緒帶往一類似“戒酒協會”小團體成員之間互相支持、情感分享的氛圍……

“我覺得這個點子有點變態耶。”電視臺裡一個搞策劃的年輕女孩說。當然最後這個構想被否決了，理由並非因其“變態”，而是主管丟下一句：

“沒有一所小學的校長或老師，會允許我們去他們的校園，引爆、然後焚燒一枚假火箭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