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 開封“五福娃”在父母帶領下沿街乞討。 （資料圖片）
小哥倆爭奪蘋果。 多胞胎這一特殊群體有擴大趨勢。 我國內地沒有針對多胞胎的保障制度， 中國多胞胎家庭———正在艱苦奮斗， 同樣從一部三輪車開始， 負責任的父母把孩子們運向幼兒園， 運向學校， 運上人生的漫漫旅程；而一些父母， 則把長相酷似的孩子們放在三輪車上沿街乞討， 度過他們的童年。
2007年10月， 河南“五福娃”沿街乞討的新聞， 使中國多胞胎（三個以上）家庭生存困境進入公眾視野。
而在杭州， 樓時偉， 一個熱衷于剪報的攝影記者， 還記得13年前一個四胞胎父親的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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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時偉的胸口一下子涼了下來。 原來3年來他的每一次去信， 都在刺痛父母的傷口。 事實上， 多胞胎嬰兒的夭折率是正常嬰兒的16倍。 這只是多胞胎和他們的父母要過的第一道難關。
樓時偉被一些媒體稱為“中國多胞胎之父”， 在他的書房里， 藏著他與上百個多胞胎家庭多年來往的信箋。 信箋里記錄著， 河南開封的賈姓聾啞人夫妻， 在大半年前生下了三胞胎女兒， 全部被診斷為重度神經性耳聾。 這是許多多胞胎家庭的又一個災難性開端。
法國首家誕生試管嬰兒醫院的巴比尼克醫生， 把多胞胎劇增的現象稱為“世界性流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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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胞胎是中國正在擴大中的特殊群體。 在中國內地， 并沒有針對多胞胎的國家性保障制度， 更多的中國多胞胎家庭———無論是人為還是自然誕生———正在艱苦奮斗， 同樣是從一部三輪車開始， 負責任的父母把孩子們運向幼兒園， 運向學校， 運上人生的漫漫旅程；而一些父母， 則把長相酷似的孩子們放在三輪車上沿街乞討， 度過他們的童年。
從子宮開始的競爭2003年10月1日， 是張潔懷孕第56天。 這天， 她要做出一個母親最難的決定：減胎。 懷上四胞胎（后證實為五胞胎）的她在廣東中山一家醫院的手術室外等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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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潔是這個地球上正在增多的多胞胎母親之一。 上世紀80年代， 山東省立醫院一例四胞胎出生成為了全國的轟動新聞， 而現在類似的報道已經屢見不鮮。 在中國， 1994年全國僅有34個四胞胎家庭， 而現在， 一個省出生的四胞胎都不止這個數；在美國， 新世紀出生的三胞胎增長速度是上個世紀的370％， 激進的醫學專家甚至預測， 在今后10年內發達國家的新生兒中三分之一將是三胞胎。
張潔是在24歲那年結婚的。 結婚第二年8月， 張潔期待中的懷孕終于到來。 “肚子突然很硬， 像是脹氣。 我跑去街上買試紙， 確認自己懷孕了， 真是好興奮。 ”
不過醫院對張潔的懷孕并不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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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胞胎？”張潔的興奮變成了驚訝， 然后是恐懼。 醫生建議她減胎：“子宮里的胎兒太擁擠， 可能在五六個月時導致流產， 甚至連大人都保不住。 ”
北京大學第三醫院生殖中心的喬杰博士解釋， 多胎屬于高危妊娠， 并發癥也會增多， 譬如， 多個胎兒在子宮“搶奪”血液， 有的胎兒血液會過于黏稠， 有的胎兒卻會因為缺血而發育不良， 甚至胎死腹中；那些死去的胎兒很容易自溶， 它所產生的毒素一旦進入孕婦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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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張潔這個準母親來說， 那些風險顯然都很陌生， 更難接受的是把自己的孩子打掉， 以至于她躺在手術臺上， 還在使勁問著醫生同一個問題：“不可以全部保住嗎？”
醫生對她笑了笑， 然后用探頭在她體內尋找。 “不知道過了多長時間， 只感覺一針刺過后， 從我的身體開始抽離， 我的孩子被吸走， 離開我的身體。 ”接下來， 她每天都要去吃保胎藥， 打保胎針， 一打就是20多天。 手術后10天， 她又去照B超， 醫生告訴她肚子里還有3個孩子。 醫生還叫她減胎， 但她死活都不愿意了。
張潔說自己的五胞胎完全是意外。 她的三個孩子， 在減胎術的人工選擇中留下來的全都是女孩。 2004年夏天，在孩子出生后僅僅二十多天，張潔的丈夫就離開了他，并在一年多后提出了離婚，理由是：他想要個男孩。
風險重重的降生
41歲的譚超云又懷孕了。譚超云的四胞胎比張潔的五胞胎幸運。他們在媽媽身體里全部活了下來。
去年6月20日凌晨，譚超云進的那個手術產房有八重門，每過一道門都要進行一次消毒，然后一層層白布放下來，墊在她的身體上下。
在懷孕5個月時，譚超云的腰圍已經和自己的身高差不多（約1.5米）了，睡覺也躺不下去，困了只能在長椅子上靠著。她的丈夫蔣孝嚴（化名）跑遍了深圳的大醫院，醫生們看了病歷都直搖頭，不愿意做手術，認為風險太大。武漢同濟醫科大學生殖醫學中心的劉子龍教授解釋，臨床上單胎妊娠的早產率為5％，而雙胎早產率在90％以上，“如果是3胎、4胎，基本上都是要早產的。”
懷孕滿3個月，譚的肚子已經大得像一般人懷孕6個月。再次照B超，醫生向夫妻倆道賀：你們不是雙胞胎，你們是四胞胎，深圳從來還沒有出現過四胞胎呢。丈夫蔣孝嚴的反應與醫生截然相反，他一下子就傻了眼：“四胞胎？還能做引產嗎？”醫生說只能剖腹。兩夫妻商量了一下：咬咬牙生下來吧。
到了7個月，譚的腰圍已經有1.65米，肚皮被撐得很薄，皮膚在光線的照射下微微發亮，薄得能看到孩子的小手小腳。 蔣孝嚴想到了深圳市婦兒醫院，并直接跑到院長辦公室求救。剛住院后5天，譚超云懷孕還沒到8個月，她在病床上開始流血。幾個主治醫生穿著短褲和拖鞋就沖進了產科手術室。她被半身麻醉，看著她的四個孩子從生死邊緣被拉到陽間。剖腹后4分鐘，第一個孩子就被取出來了，接下來每一分鐘取出一個孩子。她很想看看嬰兒，但醫護人員不斷地把她抬起的頭給壓下去。
譚看到或看不到的是：在即將分娩時，由于胎兒處于活躍的狀態，他們相互擁擠著，很容易造成胎盤緊縮和臍帶纏繞，嚴重的時候幾近于胎兒自殺，母親所受的痛苦也是常人難以想象。在這種情況下，醫生必須對其實施剖腹產。剖腹產手術時，麻醉師先實施局部麻醉，主刀醫生會在孕婦的腹部橫向或縱向劃開一個口子，將子宮打開，把臍帶剪斷，將胎兒一個接一個地拿出來，然后縫合傷口。整個手術一般需要好幾個小時，而且此間各種危險也可能接踵而至。
譚非常幸運。她終于聽到了孩子的哭聲，她激動極了，趕緊祈禱孩子要健康。過了一會，心焦如焚的蔣孝嚴看到了4個早產的孩子，他的第一反應是：“怎么那么小。頭比女人的拳頭還要小。”
一般地，孕婦正常妊娠的平均天數為286天，雙胎妊娠平均為260天，而多胞胎不足260天。早產的多胞胎嬰兒，體重大多不超過2500克，身長不足50厘米。
最艱難的年月
11月22日，開封，三胞胎的母親，楊帆，坐在客廳一側，抱著最瘦弱的二女兒賈思珂，看著婆婆和小姑照顧其他兩個孩子。照顧三個孩子，幾乎動用了賈家所有的直系親屬，還有她的父親。
小時候的楊帆，因為發燒打慶大霉素導致聾啞。她一路被父親扶持長大，然后在開封市聾啞學校與賈志寬相識，組成新家。現在，這對夫妻正處在多胞胎家庭最艱苦的階段———嬰兒期掙扎。楊帆的父親想到了向企業求助，從而成為了中國數百個接受社會捐助的多胞胎家庭之一。
沒有人告訴楊帆，她的三個女兒同樣有聽力障礙。家人打開電視時，她會特意拿遙控器把聲量調到最小，以免影響到孩子———盡管她不明白聲量太大會帶來什么感官刺激。她的小姑賈云霞說，楊帆聽不到孩子哭鬧，所以婆婆和她經常要在夜晚起床，把楊帆照顧的二女兒抱走。
趙慧利是開封市第一人民醫院五官科的醫生。去年夏天，他去喝賈家為新生三胞胎擺的滿月酒，驚訝地發現滿座皆熟悉：他不僅為這三個寶寶檢查過聽力，還為三胞胎的大伯的孩子檢查過聽力。三個小孩的父親叫賈志寬，在四兄弟姐妹里排老三，與大哥賈存軒一樣是聾啞人。趙慧利給這兩兄弟，還有他們生下來的孩子們診斷過聽力，認為都是先天性重度神經性耳聾———這是已經被證明可以遺傳的疾患。
楊帆的堂兄在幾年前就生育過雙胞胎。統計學上的研究早已表明，多胞胎與遺傳密切相關，尤其是那些家族史里有多胞胎先例的母親，生出多胞胎的可能性更加高。譬如，前文提及的深圳蔣家四胞胎的母親，家里有8個兄弟姐妹，有兩個堂姐曾經懷過雙胞胎。
“可惜的是，他們沒有做任何育前遺傳檢查，譬如染色體缺陷檢查。”趙慧利說。事實上，也沒有機構告訴這對聾啞夫婦應該這樣做。
人體細胞中有46條染色體，染色體里帶著DNA和基因，也就是遺傳密碼，決定著每個人的生理形態，乃至性情氣質。男人的精子與女人的卵子很特殊，這兩種生殖細胞各自只有23條染色體，只有當它們結合在一起時才會有46條染色體———于是，精子與卵子結合，形成受精卵，在子宮里不斷分裂演化，孕育生長成新人類，這孩子就會帶上一半父親、一半母親的遺傳特性。
“知道三個小孩耳朵都有問題，我頭都炸了。 ”三胞胎的外公楊育汝說。他的第一次頭痛，是在女兒懷孕6個月照B超時，他知道自己的未來外孫是三胞胎，“到時財力和精力肯定應付不過來”。他的女兒不但繼承了自己家族的多胞胎傳統，一生就是三個，而且把父親的聽力缺陷也復制了三遍。這天小區停水，三個孩子的尿布堆滿了廁所，散發著復雜的臭味。就像所有多胞胎家庭早期所經歷的一樣，三個孩子重復著短暫的睡眠和長久的哭鬧，還有吃喝拉撒，她們的母親、奶奶和姑姑則重復著為她們換尿布、喂奶和哄逗。若不是停水的話，她們的尿布會被一批批地洗凈、晾掛到窗臺上，在鄰居看來就像是萬國旗招展飄揚———但陽光再好，她們也沒有什么機會到外面樓下去曬曬，因為她們的照顧者通常都精疲力盡了。
“我們不斷地逗她們，刺激她們的耳朵，看有沒有好轉的可能。”現在還在讀大學的賈云霞，時常用力在三胞胎耳邊拍手掌，觀察她們的反應。不過，趙慧利說，先天性重度神經性耳聾無藥可治，只能為患者配助聽器，裝電子耳蝸。
捐助的兩難
11月8日，楊育汝專門打電話給杭州的樓時偉，祝他記者節快樂，然后陳述家庭的不幸。在網絡上，樓時偉被稱作“中國多胞胎之父”。
與所有處于嬰兒期的多胞胎家庭一樣，楊帆的奶根本不足以喂養三個小孩，于是家人們要買盛源奶粉，每個月一箱，每箱12包，每箱800多元錢。奶粉錢，成了小孩子降生后的第一項主要支出。
“父母倆的工資加起來才600多元。”楊帆在學校做復印活，一個月工資是340元，比她的丈夫剛好多了20元，而現在，為照顧三個孩子，和所有多胞胎母親一樣，她再也沒時間去工作了。這對聾啞夫婦除了殘疾人福利以外，本來還應享受低收入特困戶的補助，但街道卻以各種借口推托；楊育汝翻了很多資料，查不到專門針對多胞胎家庭的國家福利。
樓時偉向楊育汝說，自己會向當地的嬰兒食品公司通報情況。16年來，樓時偉已經做過50多次這樣的事情：“多胞胎出生以后，家庭的困難就會來得很快，食品首當其沖。”
同在杭州的貝因美公司是樓時偉聯系最多的嬰幼兒食品企業，貝因美的董事長謝宏在15年前曾經在媒體上向社會承諾，只要是剛出生的多胞胎（三個或以上），都有資格享受他們的食品贊助。在當時，樓時偉給了謝一個“定心丸”：每98次妊娠有可能出現一對雙胞胎；每7921次妊娠有可能出現一對三胞胎；每704969次妊娠有可能出現一對四胞胎……而且，并非所有的多胞胎家庭都會找上門來。
不過這筆賬還是越滾越大。在上世紀80年代前的50年，全世界發生五胞胎只有35例，發生六胞胎只有13例；從1990年代初到現在的15年，貝因美他們單單有記錄在案、援助過的中國多胞胎家庭就超過了500個，其中包括7個5胞胎家庭與2個6胞胎家庭。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承諾發出以后，“鋪天蓋地的求助馬上就來了，這幾年越來越多。”
在貝因美的資料里，它們援助的多胞胎家庭，在全國20余個省、直轄市均有分布，其中浙江、山東、江蘇、湖南、江西、湖北、河南、廣東等地受捐助的多胞胎家庭達到50％以上。一位企業負責人對記者說：“真不知道是多胞胎出生率高了，還是媒體發達了……我們經常在猶豫，宣傳做多了，怎么保證奶粉給到最需要幫助的家庭？”
12月初，在樓時偉的聯系下，貝因美的工作人員，以及他們搬過來的奶粉和米粉，很快就到達了開封。聾啞女兒的多胞胎家庭面臨著雙重困境，能讓貝因美不假思索地火速施援，他們與賈家簽訂了直到孩子3歲有效的捐助協議。貝因美曾經發現，有些多胞胎家庭寧愿把他們贊助的奶粉用15塊錢一包的價錢賣掉，換醬油，而只讓小孩兒喝紅糖水度過哺乳期。現在，貝因美要求像楊育汝這樣的求助者，除了提交多胞胎的出生證明與照片等資料以外，還必須保證贊助的奶粉和米粉必須喂到孩子的嘴里。
“共同”成長的煩惱與幸福三年前，安徽一位母親，騎著三輪車帶著三胞胎孩子到杭州“萬里尋父”。 她把車騎到了報社門口，被樓時偉發現。樓把她拉到企業去，聯系了2000元米粉的捐助。不過，沒過幾個月，武漢媒體就接著寫文章，揭示了這個母親為孩子尋父是假，在全國巡回乞討才是真。
同樣是三輪車，著名的蘇州三胞胎盲童母親馬寶鳳，靠蹬三輪車養家把孩子拉扯大，在2005年被全國婦聯評為“感動中國的十位母親”之一。
剛過50歲的單冬春，也曾是一位“三輪車夫”。但他不是用來行乞，而是送四個娃娃上路：上幼兒園要蹬車，上醫院也要蹬車，一路上招惹著路人的眼光。
單的多胞胎家庭也經歷過最艱苦的嬰幼兒時期。“請過兩個保姆。但都嚇跑了。”當熬過這段日子以后，孩子們的教育問題便擺在了家長面前：這比喂奶輕松了一點，而且又更幸福了一點。
單佳、單虹、單瑋、單婷，四個從小就開始活蹦亂跳的女孩子，現在已經19歲。與一般的多胞胎不同，她們是罕見的單卵四胞胎，從小到大的長相都酷似無比；在父親看來，她們的性格也沒有什么大的區別。
人們天然對長相相似又漂亮的多胞胎產生喜愛之情。從四姐妹會走路開始，她們一走到街上，就會招來一圈一圈好奇者，重復地詢問誰是老大一類的問題，直到她們被迫跑回家為止。單氏四姐妹3歲上幼兒園時，按常規要收兩萬塊贊助費，但園長看著小女孩們長得很像，便減免了一半。現在，她們已經是南京一所軍校的藝術團成員，開始參加體制內的青年歌手比賽。
單冬春很早以前就懂得去批發市場為四姐妹“進貨”，讓她們穿同一款衣服，同一種鞋子，吃同樣的飯。在記者的調查里，多胞胎孩子之間互相比較和爭奪資源是家庭的常態———在多胞胎家庭里，沒有真正的大小之人，沒有老大讓老二的傳統，于是父母們總是想盡辦法保持“喂給公平”。有家三胞胎孩子，自小就以為雞有三個腿，原因是母親總是把一只雞翅膀的肉修成雞腿的樣子，好讓三個孩子們不為此爭吵。
單總是要求孩子們生活在一起，連考學校也必須共進退。四姐妹三年前初中畢業，盡管各自強項不同，但最終還是在父親要求下，一起考進了杭州的藝術學校。“老大和老四開始不樂意去，因為她們的文化課成績好。我說，兩個去兩個不去（藝術學校），像什么樣子？”單冬春說，“她們還是很相似的，譬如從小喜歡的東西（唱歌跳舞）就差不多。我想，四個一起上臺唱，總會有些轟動效應。”
單婷自小就擔任起一般多子女家庭中老大的角色，也是主要的“告密者”———譬如向父母報告誰的考試成績差了；到現在，她還在南京給姐姐們規定一個月內出校門的次數。
單冬春很滿意這樣的狀態：“幾個同齡小孩的好處就是自成一個圈子。藝校的學生很復雜，但四胞胎讀書和生活都在一起，互相監督，所以從來不挨老師批評。”現在，在父母的眼光看來，四姐妹的生活各自有分工：老大最懶，像思想家；老二喜歡跟長輩打交道；老三在文工團里人際關系搞得不錯；老四最勤奮。
單冬春為女兒們想得很遠。他的計劃盤算到了后年：如果四姐妹在藝術表演的路上不能上一個臺階，就讓四姐妹回杭州一齊做幼教老師；他的妻子則要求四姐妹到25歲以后才能談戀愛。不過他們也知道，越接近成年，四個樣貌性格原來幾無差異的女兒，始終要發展出相對獨立的一面———“新的問題是，如果四姐妹這樣互相‘依賴’著生活下去，她們各自以后如何獨立地適應社會？”發掘過多胞胎“集體優勢”的父親對著記者自言自語。他又在發愁新問題了。
單冬春不知道，按照四姐妹內部的眼光看，她們之間的這種區別跟父母想象的是另一碼事：大姐內向，喜歡想問題；二姐敢想敢做；三妹比較敏感，容易沖動；老四膽子最小。11月的周末，老二希望出門，被媽媽責備了一頓，但她還是趁著記者采訪時機，戴著粉紅色的帽子蹬出了小巷子。周末過后，四姐妹就要回南京了，她們又可以游離在父母的監督之外，上QQ，發短信，認識新朋友，開始嘗試獨立、完整的生活實踐了。
編輯：樸樸
2004年夏天，在孩子出生后僅僅二十多天，張潔的丈夫就離開了他，并在一年多后提出了離婚，理由是：他想要個男孩。風險重重的降生
41歲的譚超云又懷孕了。譚超云的四胞胎比張潔的五胞胎幸運。他們在媽媽身體里全部活了下來。
去年6月20日凌晨，譚超云進的那個手術產房有八重門，每過一道門都要進行一次消毒，然后一層層白布放下來，墊在她的身體上下。
在懷孕5個月時，譚超云的腰圍已經和自己的身高差不多（約1.5米）了，睡覺也躺不下去，困了只能在長椅子上靠著。她的丈夫蔣孝嚴（化名）跑遍了深圳的大醫院，醫生們看了病歷都直搖頭，不愿意做手術，認為風險太大。武漢同濟醫科大學生殖醫學中心的劉子龍教授解釋，臨床上單胎妊娠的早產率為5％，而雙胎早產率在90％以上，“如果是3胎、4胎，基本上都是要早產的。”
懷孕滿3個月，譚的肚子已經大得像一般人懷孕6個月。再次照B超，醫生向夫妻倆道賀：你們不是雙胞胎，你們是四胞胎，深圳從來還沒有出現過四胞胎呢。丈夫蔣孝嚴的反應與醫生截然相反，他一下子就傻了眼：“四胞胎？還能做引產嗎？”醫生說只能剖腹。兩夫妻商量了一下：咬咬牙生下來吧。
到了7個月，譚的腰圍已經有1.65米，肚皮被撐得很薄，皮膚在光線的照射下微微發亮，薄得能看到孩子的小手小腳。 蔣孝嚴想到了深圳市婦兒醫院，并直接跑到院長辦公室求救。剛住院后5天，譚超云懷孕還沒到8個月，她在病床上開始流血。幾個主治醫生穿著短褲和拖鞋就沖進了產科手術室。她被半身麻醉，看著她的四個孩子從生死邊緣被拉到陽間。剖腹后4分鐘，第一個孩子就被取出來了，接下來每一分鐘取出一個孩子。她很想看看嬰兒，但醫護人員不斷地把她抬起的頭給壓下去。
譚看到或看不到的是：在即將分娩時，由于胎兒處于活躍的狀態，他們相互擁擠著，很容易造成胎盤緊縮和臍帶纏繞，嚴重的時候幾近于胎兒自殺，母親所受的痛苦也是常人難以想象。在這種情況下，醫生必須對其實施剖腹產。剖腹產手術時，麻醉師先實施局部麻醉，主刀醫生會在孕婦的腹部橫向或縱向劃開一個口子，將子宮打開，把臍帶剪斷，將胎兒一個接一個地拿出來，然后縫合傷口。整個手術一般需要好幾個小時，而且此間各種危險也可能接踵而至。
譚非常幸運。她終于聽到了孩子的哭聲，她激動極了，趕緊祈禱孩子要健康。過了一會，心焦如焚的蔣孝嚴看到了4個早產的孩子，他的第一反應是：“怎么那么小。頭比女人的拳頭還要小。”
一般地，孕婦正常妊娠的平均天數為286天，雙胎妊娠平均為260天，而多胞胎不足260天。早產的多胞胎嬰兒，體重大多不超過2500克，身長不足50厘米。
最艱難的年月
11月22日，開封，三胞胎的母親，楊帆，坐在客廳一側，抱著最瘦弱的二女兒賈思珂，看著婆婆和小姑照顧其他兩個孩子。照顧三個孩子，幾乎動用了賈家所有的直系親屬，還有她的父親。
小時候的楊帆，因為發燒打慶大霉素導致聾啞。她一路被父親扶持長大，然后在開封市聾啞學校與賈志寬相識，組成新家。現在，這對夫妻正處在多胞胎家庭最艱苦的階段———嬰兒期掙扎。楊帆的父親想到了向企業求助，從而成為了中國數百個接受社會捐助的多胞胎家庭之一。
沒有人告訴楊帆，她的三個女兒同樣有聽力障礙。家人打開電視時，她會特意拿遙控器把聲量調到最小，以免影響到孩子———盡管她不明白聲量太大會帶來什么感官刺激。她的小姑賈云霞說，楊帆聽不到孩子哭鬧，所以婆婆和她經常要在夜晚起床，把楊帆照顧的二女兒抱走。
趙慧利是開封市第一人民醫院五官科的醫生。去年夏天，他去喝賈家為新生三胞胎擺的滿月酒，驚訝地發現滿座皆熟悉：他不僅為這三個寶寶檢查過聽力，還為三胞胎的大伯的孩子檢查過聽力。三個小孩的父親叫賈志寬，在四兄弟姐妹里排老三，與大哥賈存軒一樣是聾啞人。趙慧利給這兩兄弟，還有他們生下來的孩子們診斷過聽力，認為都是先天性重度神經性耳聾———這是已經被證明可以遺傳的疾患。
楊帆的堂兄在幾年前就生育過雙胞胎。統計學上的研究早已表明，多胞胎與遺傳密切相關，尤其是那些家族史里有多胞胎先例的母親，生出多胞胎的可能性更加高。譬如，前文提及的深圳蔣家四胞胎的母親，家里有8個兄弟姐妹，有兩個堂姐曾經懷過雙胞胎。
“可惜的是，他們沒有做任何育前遺傳檢查，譬如染色體缺陷檢查。”趙慧利說。事實上，也沒有機構告訴這對聾啞夫婦應該這樣做。
人體細胞中有46條染色體，染色體里帶著DNA和基因，也就是遺傳密碼，決定著每個人的生理形態，乃至性情氣質。男人的精子與女人的卵子很特殊，這兩種生殖細胞各自只有23條染色體，只有當它們結合在一起時才會有46條染色體———于是，精子與卵子結合，形成受精卵，在子宮里不斷分裂演化，孕育生長成新人類，這孩子就會帶上一半父親、一半母親的遺傳特性。
“知道三個小孩耳朵都有問題，我頭都炸了。 ”三胞胎的外公楊育汝說。他的第一次頭痛，是在女兒懷孕6個月照B超時，他知道自己的未來外孫是三胞胎，“到時財力和精力肯定應付不過來”。他的女兒不但繼承了自己家族的多胞胎傳統，一生就是三個，而且把父親的聽力缺陷也復制了三遍。這天小區停水，三個孩子的尿布堆滿了廁所，散發著復雜的臭味。就像所有多胞胎家庭早期所經歷的一樣，三個孩子重復著短暫的睡眠和長久的哭鬧，還有吃喝拉撒，她們的母親、奶奶和姑姑則重復著為她們換尿布、喂奶和哄逗。若不是停水的話，她們的尿布會被一批批地洗凈、晾掛到窗臺上，在鄰居看來就像是萬國旗招展飄揚———但陽光再好，她們也沒有什么機會到外面樓下去曬曬，因為她們的照顧者通常都精疲力盡了。
“我們不斷地逗她們，刺激她們的耳朵，看有沒有好轉的可能。”現在還在讀大學的賈云霞，時常用力在三胞胎耳邊拍手掌，觀察她們的反應。不過，趙慧利說，先天性重度神經性耳聾無藥可治，只能為患者配助聽器，裝電子耳蝸。
捐助的兩難
11月8日，楊育汝專門打電話給杭州的樓時偉，祝他記者節快樂，然后陳述家庭的不幸。在網絡上，樓時偉被稱作“中國多胞胎之父”。
與所有處于嬰兒期的多胞胎家庭一樣，楊帆的奶根本不足以喂養三個小孩，于是家人們要買盛源奶粉，每個月一箱，每箱12包，每箱800多元錢。奶粉錢，成了小孩子降生后的第一項主要支出。
“父母倆的工資加起來才600多元。”楊帆在學校做復印活，一個月工資是340元，比她的丈夫剛好多了20元，而現在，為照顧三個孩子，和所有多胞胎母親一樣，她再也沒時間去工作了。這對聾啞夫婦除了殘疾人福利以外，本來還應享受低收入特困戶的補助，但街道卻以各種借口推托；楊育汝翻了很多資料，查不到專門針對多胞胎家庭的國家福利。
樓時偉向楊育汝說，自己會向當地的嬰兒食品公司通報情況。16年來，樓時偉已經做過50多次這樣的事情：“多胞胎出生以后，家庭的困難就會來得很快，食品首當其沖。”
同在杭州的貝因美公司是樓時偉聯系最多的嬰幼兒食品企業，貝因美的董事長謝宏在15年前曾經在媒體上向社會承諾，只要是剛出生的多胞胎（三個或以上），都有資格享受他們的食品贊助。在當時，樓時偉給了謝一個“定心丸”：每98次妊娠有可能出現一對雙胞胎；每7921次妊娠有可能出現一對三胞胎；每704969次妊娠有可能出現一對四胞胎……而且，并非所有的多胞胎家庭都會找上門來。
不過這筆賬還是越滾越大。在上世紀80年代前的50年，全世界發生五胞胎只有35例，發生六胞胎只有13例；從1990年代初到現在的15年，貝因美他們單單有記錄在案、援助過的中國多胞胎家庭就超過了500個，其中包括7個5胞胎家庭與2個6胞胎家庭。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承諾發出以后，“鋪天蓋地的求助馬上就來了，這幾年越來越多。”
在貝因美的資料里，它們援助的多胞胎家庭，在全國20余個省、直轄市均有分布，其中浙江、山東、江蘇、湖南、江西、湖北、河南、廣東等地受捐助的多胞胎家庭達到50％以上。一位企業負責人對記者說：“真不知道是多胞胎出生率高了，還是媒體發達了……我們經常在猶豫，宣傳做多了，怎么保證奶粉給到最需要幫助的家庭？”
12月初，在樓時偉的聯系下，貝因美的工作人員，以及他們搬過來的奶粉和米粉，很快就到達了開封。聾啞女兒的多胞胎家庭面臨著雙重困境，能讓貝因美不假思索地火速施援，他們與賈家簽訂了直到孩子3歲有效的捐助協議。貝因美曾經發現，有些多胞胎家庭寧愿把他們贊助的奶粉用15塊錢一包的價錢賣掉，換醬油，而只讓小孩兒喝紅糖水度過哺乳期。現在，貝因美要求像楊育汝這樣的求助者，除了提交多胞胎的出生證明與照片等資料以外，還必須保證贊助的奶粉和米粉必須喂到孩子的嘴里。
“共同”成長的煩惱與幸福三年前，安徽一位母親，騎著三輪車帶著三胞胎孩子到杭州“萬里尋父”。 她把車騎到了報社門口，被樓時偉發現。樓把她拉到企業去，聯系了2000元米粉的捐助。不過，沒過幾個月，武漢媒體就接著寫文章，揭示了這個母親為孩子尋父是假，在全國巡回乞討才是真。
同樣是三輪車，著名的蘇州三胞胎盲童母親馬寶鳳，靠蹬三輪車養家把孩子拉扯大，在2005年被全國婦聯評為“感動中國的十位母親”之一。
剛過50歲的單冬春，也曾是一位“三輪車夫”。但他不是用來行乞，而是送四個娃娃上路：上幼兒園要蹬車，上醫院也要蹬車，一路上招惹著路人的眼光。
單的多胞胎家庭也經歷過最艱苦的嬰幼兒時期。“請過兩個保姆。但都嚇跑了。”當熬過這段日子以后，孩子們的教育問題便擺在了家長面前：這比喂奶輕松了一點，而且又更幸福了一點。
單佳、單虹、單瑋、單婷，四個從小就開始活蹦亂跳的女孩子，現在已經19歲。與一般的多胞胎不同，她們是罕見的單卵四胞胎，從小到大的長相都酷似無比；在父親看來，她們的性格也沒有什么大的區別。
人們天然對長相相似又漂亮的多胞胎產生喜愛之情。從四姐妹會走路開始，她們一走到街上，就會招來一圈一圈好奇者，重復地詢問誰是老大一類的問題，直到她們被迫跑回家為止。單氏四姐妹3歲上幼兒園時，按常規要收兩萬塊贊助費，但園長看著小女孩們長得很像，便減免了一半。現在，她們已經是南京一所軍校的藝術團成員，開始參加體制內的青年歌手比賽。
單冬春很早以前就懂得去批發市場為四姐妹“進貨”，讓她們穿同一款衣服，同一種鞋子，吃同樣的飯。在記者的調查里，多胞胎孩子之間互相比較和爭奪資源是家庭的常態———在多胞胎家庭里，沒有真正的大小之人，沒有老大讓老二的傳統，于是父母們總是想盡辦法保持“喂給公平”。有家三胞胎孩子，自小就以為雞有三個腿，原因是母親總是把一只雞翅膀的肉修成雞腿的樣子，好讓三個孩子們不為此爭吵。
單總是要求孩子們生活在一起，連考學校也必須共進退。四姐妹三年前初中畢業，盡管各自強項不同，但最終還是在父親要求下，一起考進了杭州的藝術學校。“老大和老四開始不樂意去，因為她們的文化課成績好。我說，兩個去兩個不去（藝術學校），像什么樣子？”單冬春說，“她們還是很相似的，譬如從小喜歡的東西（唱歌跳舞）就差不多。我想，四個一起上臺唱，總會有些轟動效應。”
單婷自小就擔任起一般多子女家庭中老大的角色，也是主要的“告密者”———譬如向父母報告誰的考試成績差了；到現在，她還在南京給姐姐們規定一個月內出校門的次數。
單冬春很滿意這樣的狀態：“幾個同齡小孩的好處就是自成一個圈子。藝校的學生很復雜，但四胞胎讀書和生活都在一起，互相監督，所以從來不挨老師批評。”現在，在父母的眼光看來，四姐妹的生活各自有分工：老大最懶，像思想家；老二喜歡跟長輩打交道；老三在文工團里人際關系搞得不錯；老四最勤奮。
單冬春為女兒們想得很遠。他的計劃盤算到了后年：如果四姐妹在藝術表演的路上不能上一個臺階，就讓四姐妹回杭州一齊做幼教老師；他的妻子則要求四姐妹到25歲以后才能談戀愛。不過他們也知道，越接近成年，四個樣貌性格原來幾無差異的女兒，始終要發展出相對獨立的一面———“新的問題是，如果四姐妹這樣互相‘依賴’著生活下去，她們各自以后如何獨立地適應社會？”發掘過多胞胎“集體優勢”的父親對著記者自言自語。他又在發愁新問題了。
單冬春不知道，按照四姐妹內部的眼光看，她們之間的這種區別跟父母想象的是另一碼事：大姐內向，喜歡想問題；二姐敢想敢做；三妹比較敏感，容易沖動；老四膽子最小。11月的周末，老二希望出門，被媽媽責備了一頓，但她還是趁著記者采訪時機，戴著粉紅色的帽子蹬出了小巷子。周末過后，四姐妹就要回南京了，她們又可以游離在父母的監督之外，上QQ，發短信，認識新朋友，開始嘗試獨立、完整的生活實踐了。
編輯：樸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