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女子黛安娜與丈夫感情甚篤，
婚后數年他們打算生孩子，
但此時丈夫卻因為腦膜炎突然昏迷了。
黛安娜做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
她懇求醫生從臨終的丈夫身上取得精液。
不久，
丈夫去世了，
黛安娜想用這精液受孕，
但法院不允，
打了幾年官司，
黛安娜終于勝利。
1998年，
她用已故丈夫的精液進行人工受孕，
生下了一個十分健康的兒子。
她的英勇斗爭使她成了一位著名的女英雄。
后來她將自己的經歷寫成一本書，
書名《血脈》。
我們一直都想要孩子
我在28歲時有一個星期感情上經歷了一生中最劇烈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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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親眼看著他痛苦地掙扎在死亡線上， 一步一步走向生命的盡頭。 他死于腦膜炎……
人們總是把死亡描寫成很平靜的， 臨終者靜悄悄地滑向另一個世界。 可是實際上并不如此， 至少斯蒂芬完全不是這樣， 他的死亡一點也不平靜。 我這樣說可能使有些人感到不舒服， 他們認為應該讓他安靜地死去， 可是這根本做不到， 因為他死得極痛苦。 我完全被擊垮了， 我愿意替他去死， 但終究還是不可能。
我跟丈夫曾在報上看到一則消息， 說有一個寡婦希望用她死去的丈夫的冰凍精液使自己懷孕。 我們倆就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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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準備用這精液使自己懷孕時， 法院出來干涉了。 我真沒有想到這點私人小事竟然會驚動高級法院， 問題在于我沒有丈夫的書面同意書。
我雖然失去了丈夫， 我覺得自己還是很幸運的， 我十分感謝上帝給了我們倆如此幸福的歲月。 我跟丈夫一直相親相愛， 我們在一起的日子無比溫暖美好。 所以當許多人在我丈夫死后好心地勸我另外成立家庭時， 我聽也不要聽。 他們無法理解我們彼此的深厚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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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斯蒂芬在12年以前相愛了。 那時我16歲， 他18歲， 太年輕， 雙方家長不同意結婚。 我們只好苦苦等了8年才結婚， 婚后大人們（父母、師長、領導）又竭力勸我們不要早生孩子， 等到事業有成以后再考慮。 生孩子的事就這樣拖了下來。 現在回想起來， 對這些意見我們應該置之不理的。
1995年2月23日傍晚， 那天是星期四。 當我的同事蒂姆把電話聽筒遞給我的時候， 我根本不問那是誰， 因為那當然是斯蒂芬。 我們倆在同一個大樓辦公， 下班前他總會來電話。
“我們今晚回去嗎？”
“我手頭還有一點事， 一會兒就好了。 ”
斯蒂芬這時30歲， 他迫切希望有一個孩子， 我們結婚快四年了。 為了爭取懷孕， 我早把子宮帽取了出來。 我們已經開始在閱讀育兒雜志。 過了兩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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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下班的斯蒂芬沿著木樓梯慢吞吞地走了上來， “什么事啊？”
“我就要有孩子了， 親愛的。 ”我坐在他膝上吻他， “我們很快就要有一個完整的家了。 我一定注意保養身體， 讓孩子能平安地降生。 ”
我很幸運能有一個這樣體貼的丈夫。 我在結婚以后已經兩次被解雇， 而丈夫一句怨言也沒有。
我檢查廚房里的食櫥， 發現里面空空如也。
“我們出去吃好嗎？”
“好， ”他回答道。
在餐館里我問斯蒂芬：“我們要不要把這事告訴媽媽？”
“我想她大概已經猜到了。 ”接著他認真地對我說：“我有許多事情要做。 我真想干出一番事業來， 可惜時間太少， 精力又不濟。 ”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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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應該把那本書寫出來， ”他說。
“不行。 我的生活經驗不夠。 再說， 我愛寫廣告， 這比較有趣。 ”
“我希望在我死了以后能有什么讓人記住我。 我應該發明什么東西或是對社會做出什么貢獻， 能讓‘布拉德’這個姓留在歷史上。 ”
“我們有了孩子以后， ‘布拉德’這個姓就能留下來。 大多數人都是這樣的。 ”
“我知道， 大家都有姓的。 不過我要求比一般人更杰出一點。 我希望我死后， 在教堂里的追悼會上有許多人都會說我是一個偉大的人。 ”
“你是一個偉大的人。 這和你死后別人說不說有什么關系？”
他想了一下， 然后問我：“如果我死了你會怎么樣？”
“我想我會活下去。 不過我不會再嫁人， 我不想另外找丈夫。 ”
“如果你死了我也不會再娶的。 ”
我哪里想得到就在我們這次談話以后的一個星期我丈夫竟然會離我而去。
黑暗降臨的一星期
星期六斯蒂芬下班回家時好象是得了感冒，他有些頭痛發熱。可是第二天他還得去辦公室，盡管那是個星期日，因為有一個顧客要來找他。他在我父親的廚衛設備安裝公司工作，他干活很賣力，和我一樣。
我為他做了晚飯。他費勁地把飯吃完，然后輪到我去辦公室了，我得去寫廣告。
在那小小的辦公室里我感到很寂寞，所以當父親進來的時候我很高興，不幸的是他告訴我：“斯蒂芬打電話給你媽，說他很不舒服。他問哪里有抗生素。”
我連忙趕回家去，斯蒂芬在發高燒。我把一塊濕毛巾敷在他的額上。“這樣好一些嗎？”“沒有。”
我再換了一塊濕毛巾，可他更難受了。爸爸從辦公室取了一只大風扇來給他扇。他凍得受不了，硬是要把風扇關掉，不讓我再打開。我急得沒有辦法，只好打電話請醫生來，可是等醫生趕到我家的時候斯蒂芬已經接近昏迷了。
醫生把斯蒂芬的腿拉直，問他：“這樣疼嗎？”斯蒂芬唯一的反應是“啊——啊——啊”。
“你能抬起頭嗎？”沒有反應。“你能把下吧碰到胸口嗎？”醫生使勁彎斯蒂芬的脖子。
“你把他弄疼了，”我抗議道。醫生說：“他大概是得了流感，我想最好送他去醫院。”
“還可能是什么病？”
“嗯，也有可能是腦膜炎。”
我聽說過腦膜炎這個病，可我不知道它的嚴重性如何。我也不敢再問下去，因為我怕斯蒂芬也許能聽到。
救護車來了。我把斯蒂芬抱在懷里，感到他的身體燙得厲害。這時候我突然覺得我將要獨立生活了。原來家庭的擔子一直由斯蒂芬挑著的，現在我得接過這個擔子了。
我們被救護車送到了醫院，雖然父親陪我們一起去，但我仍感到極端的孤獨。護士把斯蒂芬接進病房，不讓我跟進去，要我們在休息室里等著。一個醫生出現了，她看上去比我還年輕。他問我：“你的丈夫平時脾氣很急躁嗎？”
“不，不急躁。怎么？”
“他的反應很暴躁……他吃過什么藥沒有？”
“吃了一片退燒藥。”
問完了醫生回病房去了，可過了一會兒她又來了。她要我設法讓斯蒂芬配合醫生。他們要檢查斯蒂芬的眼睛，而斯蒂芬不肯睜眼。我隨她進入病房，天哪！許多人圍著他的病床。他一個勁兒掙扎、喊叫、罵人，不讓別人碰他。
“斯蒂芬，是我，黛安娜。你聽見嗎？”他安靜了下來。
“斯蒂芬，不要緊。我在這兒，你得睜開眼鏡讓醫生檢查。”
他沒有反應。我就輕輕地撥開他的眼皮。成功了！醫生就用電筒照他的瞳孔。
他們又讓我回休息室。過了幾分鐘一個年齡稍長的男醫生來找我。需要給斯蒂芬做腰椎穿刺，讓我去幫忙。病人得側臥，身體彎得像只蝦。可是斯蒂芬不讓人家碰他，一碰就又喊又跳。父親也被找來幫忙，但試了幾次都不成功。
接著又給他靜脈滴注抗生素，讓我們家屬在邊上照看著，醫生和護士就走了。斯蒂芬靜靜地躺著，雙眼睜得大大的。我在少女時第一次見到這雙深藍色的眼睛就被迷上了，而如今它們卻毫無反應。
到了第二天早晨，醫生來檢查斯蒂芬的時候，他又煩躁起來了。他鬧著要起來，不停地掙扎。有一次他喃喃地說：“我要上班。”我告訴他今天是休息日，他安靜了一會兒，又開始鬧了。
醫生說斯蒂芬需要做腦子掃描，得送到另外一家醫院去。到了那里，斯蒂芬被送進臨時病房，小小的一間病房里放著八只床，全是手推床。
斯蒂芬好象要去廁所，他要起來，我按不住他，他又踢又咬，我高聲呼救，可沒有人進來。這種床沒有剎車，所以我就把床的一頭頂在墻上，另一頭用自己身體擋住。為了想下床，斯蒂芬突然站了起來。我想把他推下去，床一下子從墻頭滑了出去，我被嚇得手忙腳亂。
旁邊的床上躺著一個戴氧氣面罩的女人，她好心地幫我一起呼救。救兵總算來了。先是一位神經科醫生，然后是我們兩家的父母，他們是被擋在休息室里的。這地方現在亂作一團。這家醫院看來沒有做好接收危重病人的準備。這也不能怪他們，因為原來的醫院還沒有把斯蒂芬的病歷轉過來。在電話聯系之后，病歷被送過來了。在這以后，醫院就開始盡一切力量搶救我的丈夫。
這一天的大部分時間我都是跟著斯蒂芬的手推床在醫院里轉，做一個一個的檢查。一路上他因痛苦而不斷掙扎，最后他被送進了傳染病科的一間單人病房。
一個醫生進來給了我幾粒藥片，那是用來預防腦膜炎的。他問我有沒有吃過這藥，我說沒有，不過我說我可能懷著孕，希望藥片不會影響胎兒。
腦掃描的結果出來了，斯蒂芬的腦子沒有水腫。這時候醫生宣布：如果斯蒂芬恢復過來，他的腦子不會有損害。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他有“恢復”的希望。腦膜炎的死亡率一般為百分之十。
聽到這個消息后我們全家都快活了起來。
第二天下午，斯蒂芬一直在昏睡。這時候醫生決定給他做腰椎穿刺。他們要我離開，我不肯，最后他們同意我留下來，握住斯蒂芬的一只手。穿刺很順利，取得了腦脊髓液。
那天晚上斯蒂芬開始打鼾。據我所知，他是從不打鼾的。我擔心他是呼吸有困難，我請了一個男護士來，他給斯蒂芬做了血氧檢查，一切正常。
我的父母睡在家屬室里，斯蒂芬的父母陪著病人，而我則在兩個房間之間走來走去。斯蒂芬的呼吸愈來愈重了。我想再去請那位男護士，但又不愿麻煩他。
我走出病房，請父親來看看該怎么樣，父親也困極了，不過他順從地穿過走廊來看斯蒂芬。幾秒鐘后，他氣喘喘地沖了回來，臉上全是眼淚。
“心跳停止了！”他喊著，“醫生說他心跳停止了！他們在搶救！”
大家都哭了起來，而我沒有哭，我的眼淚已經流干了。醫生不許我進病房，怕我影響搶救。一個醫生解釋道，斯蒂芬暫時呼吸停止，引起了心跳驟停。他說，心臟按摩很成功，心跳已經恢復了，不過需要做人工呼吸，他們將把他送往重癥監護室。
我認為我們現在應該開始高聲地禱告了，我們也顧不得旁人的注目了。
似乎是過了很久很久，他們讓家屬到監護室去。我想站起來，可是我的雙腿軟的厲害。他們給我取來一輛輪椅，推我過去。
我決定要用他的精子
這時我突然想起我跟斯蒂芬一起看到過的文章，當時斯蒂芬表示，如果他先我而去，我也可以用他的精液懷孕，我完全同意他的決定。
現在我把這想法告訴了爸爸。他楞住了，不過他并沒有覺得我在發瘋。我要他把醫生找來，我向他們兩人認真地談了我的打算。醫生從沒有聽說過可以從昏迷者身上取精液，可他同意試試。
隔天，斯蒂芬的情況更嚴重了，我再次向醫生提出這問題。想不到醫生已經給我準備了答案：這不但是可能的，并且有一個這方面的專家剛巧在這醫院里。
我又征求了斯蒂芬父母的意見。他們盡管很吃驚，還是同意了。
我問醫生斯蒂芬的病情和他用過的藥是否會影響他的精液。醫生說還得做一系列檢查。20個小時以后他們通知我：“一切都好，可以取精液了。”他們是用電刺激使斯蒂芬射☆禁☆精的，得到的精液質量很好，立即用冷凍保存了起來。
那天晚上醫生宣布斯蒂芬去世。他死了，但他的精子活著。
斯蒂芬死后我連續幾個月在夢中見到他，我孤獨而無助。床上空蕩蕩的。我多么需要有人來抱住我，我每天哭泣，身體愈來愈虛弱。
與此同時我得研究人工受精的問題。我閱讀了所有與之有關的法律、法規以及醫學書籍，并且請教了各種專家。得到的結論是：我不能用斯蒂芬留下來的精液受孕，因為他在生前沒有寫過書面同意的文件。
為了獲得受孕的權利，我不斷地打官司，一直打到高級法院，還是沒有成功。這樁官司驚動了全國，在報刊上出現了許多文章，有支持我的，也有反對我的。最使我氣憤的是梅蘭妮·菲利普在《觀察家》雜志上的一篇文章。她說我們在斯蒂芬那樣痛苦的情況下竟然用電刺激法從他的身上取精液，太不講人道主義了。她堅決要求“維護法律和人的尊嚴”，實際上那時斯蒂芬已完全昏迷，取精液時他十分平靜，毫無感覺。
1997年2月6日，在斯蒂芬去世近兩年之際，上訴法院做出判決：允許我用斯蒂芬的精液受孕，但必須到外國去進行。我就選擇到比利時去。
公眾都以為我大概過兩、三個月就會宣布懷孕了，可是事實卻復雜得多。精子是活的生命，帶它通過海關需要辦一系列手續。我還得在比利時找一家可靠的醫院做人工授精，這一切全得花時間。
1998年，一個陽光明媚春暖花開的日子，我的乳☆禁☆房有一點膨脹的感覺。是不是新的生命來臨了？我立即告訴醫生。
醫生給我做了檢查，我的確懷孕了，但是醫生也表示了憂慮，他們發現我有可能是宮外孕。我給嚇昏了，我在三歲的時候看到母親差一點死于宮外孕的緊急手術。我害怕媒體會趁機大做文章：黛安娜·布拉德出事了！
醫院里準備給我手術，從輸卵管里取出未成熟的胎兒。手術前先做一個掃描，結果發現胎兒好好地生活在我的子宮里。
我懷孕的事實被醫院保密了三個月，直到有一天《泰晤士報》的醫學記者在瑞典開會時獲悉這事。她就打電話問我，我吞吞吐吐地回答：“你說我懷孕了？我不知道呀。”
“可我們知道，”對方說。
第二天一早許多記者趕來了。我怕被拍照，只好用被子遮住臉。
到了12月初的一天我突然感到背部和腰部痛得厲害。醫生發現胎兒的心跳聲音減弱，就建議盡快做剖腹產，反正孩子已經是36周了。我立即被送往手術室。
1998年12月11日，醫生從我的肚子里取出孩子。我聽到孩子的哭聲，醫生說：“是個男的，恭喜你有兒子了。”
他們讓我把兒子抱在懷里。他有紅紅的嘴唇，藍藍的眼睛，長長的睫毛，他真像斯蒂芬。醫院宣布了小斯蒂芬出世的消息，全世界都為我們歡呼。賀信和明信片像雪片一樣飛來，我感到無比的幸福。
” 我哪里想得到就在我們這次談話以后的一個星期我丈夫竟然會離我而去。
黑暗降臨的一星期
星期六斯蒂芬下班回家時好象是得了感冒，他有些頭痛發熱。可是第二天他還得去辦公室，盡管那是個星期日，因為有一個顧客要來找他。他在我父親的廚衛設備安裝公司工作，他干活很賣力，和我一樣。
我為他做了晚飯。他費勁地把飯吃完，然后輪到我去辦公室了，我得去寫廣告。
在那小小的辦公室里我感到很寂寞，所以當父親進來的時候我很高興，不幸的是他告訴我：“斯蒂芬打電話給你媽，說他很不舒服。他問哪里有抗生素。”
我連忙趕回家去，斯蒂芬在發高燒。我把一塊濕毛巾敷在他的額上。“這樣好一些嗎？”“沒有。”
我再換了一塊濕毛巾，可他更難受了。爸爸從辦公室取了一只大風扇來給他扇。他凍得受不了，硬是要把風扇關掉，不讓我再打開。我急得沒有辦法，只好打電話請醫生來，可是等醫生趕到我家的時候斯蒂芬已經接近昏迷了。
醫生把斯蒂芬的腿拉直，問他：“這樣疼嗎？”斯蒂芬唯一的反應是“啊——啊——啊”。
“你能抬起頭嗎？”沒有反應。“你能把下吧碰到胸口嗎？”醫生使勁彎斯蒂芬的脖子。
“你把他弄疼了，”我抗議道。醫生說：“他大概是得了流感，我想最好送他去醫院。”
“還可能是什么病？”
“嗯，也有可能是腦膜炎。”
我聽說過腦膜炎這個病，可我不知道它的嚴重性如何。我也不敢再問下去，因為我怕斯蒂芬也許能聽到。
救護車來了。我把斯蒂芬抱在懷里，感到他的身體燙得厲害。這時候我突然覺得我將要獨立生活了。原來家庭的擔子一直由斯蒂芬挑著的，現在我得接過這個擔子了。
我們被救護車送到了醫院，雖然父親陪我們一起去，但我仍感到極端的孤獨。護士把斯蒂芬接進病房，不讓我跟進去，要我們在休息室里等著。一個醫生出現了，她看上去比我還年輕。他問我：“你的丈夫平時脾氣很急躁嗎？”
“不，不急躁。怎么？”
“他的反應很暴躁……他吃過什么藥沒有？”
“吃了一片退燒藥。”
問完了醫生回病房去了，可過了一會兒她又來了。她要我設法讓斯蒂芬配合醫生。他們要檢查斯蒂芬的眼睛，而斯蒂芬不肯睜眼。我隨她進入病房，天哪！許多人圍著他的病床。他一個勁兒掙扎、喊叫、罵人，不讓別人碰他。
“斯蒂芬，是我，黛安娜。你聽見嗎？”他安靜了下來。
“斯蒂芬，不要緊。我在這兒，你得睜開眼鏡讓醫生檢查。”
他沒有反應。我就輕輕地撥開他的眼皮。成功了！醫生就用電筒照他的瞳孔。
他們又讓我回休息室。過了幾分鐘一個年齡稍長的男醫生來找我。需要給斯蒂芬做腰椎穿刺，讓我去幫忙。病人得側臥，身體彎得像只蝦。可是斯蒂芬不讓人家碰他，一碰就又喊又跳。父親也被找來幫忙，但試了幾次都不成功。
接著又給他靜脈滴注抗生素，讓我們家屬在邊上照看著，醫生和護士就走了。斯蒂芬靜靜地躺著，雙眼睜得大大的。我在少女時第一次見到這雙深藍色的眼睛就被迷上了，而如今它們卻毫無反應。
到了第二天早晨，醫生來檢查斯蒂芬的時候，他又煩躁起來了。他鬧著要起來，不停地掙扎。有一次他喃喃地說：“我要上班。”我告訴他今天是休息日，他安靜了一會兒，又開始鬧了。
醫生說斯蒂芬需要做腦子掃描，得送到另外一家醫院去。到了那里，斯蒂芬被送進臨時病房，小小的一間病房里放著八只床，全是手推床。
斯蒂芬好象要去廁所，他要起來，我按不住他，他又踢又咬，我高聲呼救，可沒有人進來。這種床沒有剎車，所以我就把床的一頭頂在墻上，另一頭用自己身體擋住。為了想下床，斯蒂芬突然站了起來。我想把他推下去，床一下子從墻頭滑了出去，我被嚇得手忙腳亂。
旁邊的床上躺著一個戴氧氣面罩的女人，她好心地幫我一起呼救。救兵總算來了。先是一位神經科醫生，然后是我們兩家的父母，他們是被擋在休息室里的。這地方現在亂作一團。這家醫院看來沒有做好接收危重病人的準備。這也不能怪他們，因為原來的醫院還沒有把斯蒂芬的病歷轉過來。在電話聯系之后，病歷被送過來了。在這以后，醫院就開始盡一切力量搶救我的丈夫。
這一天的大部分時間我都是跟著斯蒂芬的手推床在醫院里轉，做一個一個的檢查。一路上他因痛苦而不斷掙扎，最后他被送進了傳染病科的一間單人病房。
一個醫生進來給了我幾粒藥片，那是用來預防腦膜炎的。他問我有沒有吃過這藥，我說沒有，不過我說我可能懷著孕，希望藥片不會影響胎兒。
腦掃描的結果出來了，斯蒂芬的腦子沒有水腫。這時候醫生宣布：如果斯蒂芬恢復過來，他的腦子不會有損害。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他有“恢復”的希望。腦膜炎的死亡率一般為百分之十。
聽到這個消息后我們全家都快活了起來。
第二天下午，斯蒂芬一直在昏睡。這時候醫生決定給他做腰椎穿刺。他們要我離開，我不肯，最后他們同意我留下來，握住斯蒂芬的一只手。穿刺很順利，取得了腦脊髓液。
那天晚上斯蒂芬開始打鼾。據我所知，他是從不打鼾的。我擔心他是呼吸有困難，我請了一個男護士來，他給斯蒂芬做了血氧檢查，一切正常。
我的父母睡在家屬室里，斯蒂芬的父母陪著病人，而我則在兩個房間之間走來走去。斯蒂芬的呼吸愈來愈重了。我想再去請那位男護士，但又不愿麻煩他。
我走出病房，請父親來看看該怎么樣，父親也困極了，不過他順從地穿過走廊來看斯蒂芬。幾秒鐘后，他氣喘喘地沖了回來，臉上全是眼淚。
“心跳停止了！”他喊著，“醫生說他心跳停止了！他們在搶救！”
大家都哭了起來，而我沒有哭，我的眼淚已經流干了。醫生不許我進病房，怕我影響搶救。一個醫生解釋道，斯蒂芬暫時呼吸停止，引起了心跳驟停。他說，心臟按摩很成功，心跳已經恢復了，不過需要做人工呼吸，他們將把他送往重癥監護室。
我認為我們現在應該開始高聲地禱告了，我們也顧不得旁人的注目了。
似乎是過了很久很久，他們讓家屬到監護室去。我想站起來，可是我的雙腿軟的厲害。他們給我取來一輛輪椅，推我過去。
我決定要用他的精子
這時我突然想起我跟斯蒂芬一起看到過的文章，當時斯蒂芬表示，如果他先我而去，我也可以用他的精液懷孕，我完全同意他的決定。
現在我把這想法告訴了爸爸。他楞住了，不過他并沒有覺得我在發瘋。我要他把醫生找來，我向他們兩人認真地談了我的打算。醫生從沒有聽說過可以從昏迷者身上取精液，可他同意試試。
隔天，斯蒂芬的情況更嚴重了，我再次向醫生提出這問題。想不到醫生已經給我準備了答案：這不但是可能的，并且有一個這方面的專家剛巧在這醫院里。
我又征求了斯蒂芬父母的意見。他們盡管很吃驚，還是同意了。
我問醫生斯蒂芬的病情和他用過的藥是否會影響他的精液。醫生說還得做一系列檢查。20個小時以后他們通知我：“一切都好，可以取精液了。”他們是用電刺激使斯蒂芬射☆禁☆精的，得到的精液質量很好，立即用冷凍保存了起來。
那天晚上醫生宣布斯蒂芬去世。他死了，但他的精子活著。
斯蒂芬死后我連續幾個月在夢中見到他，我孤獨而無助。床上空蕩蕩的。我多么需要有人來抱住我，我每天哭泣，身體愈來愈虛弱。
與此同時我得研究人工受精的問題。我閱讀了所有與之有關的法律、法規以及醫學書籍，并且請教了各種專家。得到的結論是：我不能用斯蒂芬留下來的精液受孕，因為他在生前沒有寫過書面同意的文件。
為了獲得受孕的權利，我不斷地打官司，一直打到高級法院，還是沒有成功。這樁官司驚動了全國，在報刊上出現了許多文章，有支持我的，也有反對我的。最使我氣憤的是梅蘭妮·菲利普在《觀察家》雜志上的一篇文章。她說我們在斯蒂芬那樣痛苦的情況下竟然用電刺激法從他的身上取精液，太不講人道主義了。她堅決要求“維護法律和人的尊嚴”，實際上那時斯蒂芬已完全昏迷，取精液時他十分平靜，毫無感覺。
1997年2月6日，在斯蒂芬去世近兩年之際，上訴法院做出判決：允許我用斯蒂芬的精液受孕，但必須到外國去進行。我就選擇到比利時去。
公眾都以為我大概過兩、三個月就會宣布懷孕了，可是事實卻復雜得多。精子是活的生命，帶它通過海關需要辦一系列手續。我還得在比利時找一家可靠的醫院做人工授精，這一切全得花時間。
1998年，一個陽光明媚春暖花開的日子，我的乳☆禁☆房有一點膨脹的感覺。是不是新的生命來臨了？我立即告訴醫生。
醫生給我做了檢查，我的確懷孕了，但是醫生也表示了憂慮，他們發現我有可能是宮外孕。我給嚇昏了，我在三歲的時候看到母親差一點死于宮外孕的緊急手術。我害怕媒體會趁機大做文章：黛安娜·布拉德出事了！
醫院里準備給我手術，從輸卵管里取出未成熟的胎兒。手術前先做一個掃描，結果發現胎兒好好地生活在我的子宮里。
我懷孕的事實被醫院保密了三個月，直到有一天《泰晤士報》的醫學記者在瑞典開會時獲悉這事。她就打電話問我，我吞吞吐吐地回答：“你說我懷孕了？我不知道呀。”
“可我們知道，”對方說。
第二天一早許多記者趕來了。我怕被拍照，只好用被子遮住臉。
到了12月初的一天我突然感到背部和腰部痛得厲害。醫生發現胎兒的心跳聲音減弱，就建議盡快做剖腹產，反正孩子已經是36周了。我立即被送往手術室。
1998年12月11日，醫生從我的肚子里取出孩子。我聽到孩子的哭聲，醫生說：“是個男的，恭喜你有兒子了。”
他們讓我把兒子抱在懷里。他有紅紅的嘴唇，藍藍的眼睛，長長的睫毛，他真像斯蒂芬。醫院宣布了小斯蒂芬出世的消息，全世界都為我們歡呼。賀信和明信片像雪片一樣飛來，我感到無比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