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社會抗震韌性如何練成

與大自然肆虐形成鮮明對比的是， 在如此重創襲擊下， 日本內部社會秩序卻保持了極其穩定的狀態， 令外界印象深刻：市民上街避難主動讓出主干路， 樓道避難分坐兩旁讓出中間通道， 安靜地排隊候車或商場購物， 教師最后一個離開教室并關閉電源， 公共電視臺多種語言播放震情及自救方法， 學校、公園等公共避難所迅速搭建簡易廁所等設施， 這些場景呈現出的， 是一幅全景式的高效、專業應對地震和次生災害的公共秩序場面。

教育培養秩序

日本平民面對巨災的秩序感和鎮定氣質， 實際上就是一種整個社會面對災害的韌性表達。

這種韌性的普遍養成， 當然可以從國民性格中去尋找解釋。 比如， 生死無常的人生觀的浸透， 比如， 視風雅為清冷之物的美學， 都會對國民的行為習性起到鼓勵和規制作用。 但是， 社會秩序觀的形成， 從來不只是哲學的結果。 哲學更多地影響個人行為， 而社會秩序的形成則需要人與人之間的意識協同， 和協同后的行動范例。

巨災面前， 對于自身生命和財產安全的恐慌足以讓自利性代替共利性， 足以打破日常的協同習慣， 從而損害平常秩序。 強震中的日本社會仍能保持良性秩序， 展現社會韌性， 固然有國民性的因素， 而更主要是持之以恒的， 通過教育、防災培訓和社區建設而推進的非物質化的社會建設的結果。

立法完善救災機制

盡管日本的地理環境決定了其對危機教育的高度重視， 但是， 仍然要付出慘重代價。 1995年阪神大地震時， 政府救助的不力， 居民區道路規劃不利于救援， 木制房屋抗震能力差等問題， 造成了巨大的殺傷。 在此之后， 日本的民間災害組織普遍發育生長， 居民區規劃更加合理， 經過三次修改的《建筑基準法》強行規定各類建筑的抗震基準提高到最高的8級水準， 使用期限須超過100年。 救災機制細化到災后10小時、100小時、1000小時， 根據人們不同的心理情況制訂不同的行動程序。 在不斷完善的救災機制中， 社區和市民的作用得到了超過政府作用的重視。

發揮民間力量救災

日本“3·11”強震后，

外界更多看到的是市民的行為而似乎少見政府行為， 奇怪誰在組織領導， 原因即在于：通過社區和市民組織的發育， 已足可擔當凝聚社會基層內核、組織基層市民的作用， 政府可在更宏觀層面配置調度資源， 合理指揮救災。

實際上， 一場巨災所導致的災難， 不僅在于生命的逝去和財產的流失， 還在于精神的創傷， 個體的無助和反常行為的出現等等， 救災和災后重建的過程， 也不僅是經濟和慈善資源傾斜的過程， 在這些宏觀重構之外， 還有大量的微觀重構。 更多的時候， 微觀秩序決定著內部社會的秩序是否穩定。 單純依靠政府完成對所有層面的、情況復雜的建設， 不僅難承其荷， 也做不到資源最好配置。 日本的經驗已經證明，

大力培育社區和市民組織從事微觀管理， 是一個高效辦法。 市民參與管理可以帶來的另一個正面發散是， 在責任感和主人翁意識主導下， 人們常常會展現出人性最光輝的一面。

“3·11”強震是大自然帶來的又一次重大人類災難， 共同應對災難是我們的共同主題。 應對災難既包括人道主義的傳遞， 也包括對于災害應對機制的深入思考和完善。 這種思考和完善， 本身就是優化社會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

徐立凡《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