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沒有男性避孕藥？

女性避孕藥的風險真實存在

“我還年輕， 不想死。 ”我的病人說， “我的孩子還小， 他們需要我。 ”我向她解釋心臟病發並不代表她會死去， 由於發現得早， 她很快會沒事。 但是我理解她的恐懼——40歲出頭的健康女性本來不該突發心臟病， 她並未超重， 從不抽煙， 沒有高血壓和高血脂， 也沒有家庭心臟病史。 為何一位年輕、健康的女性會出現嚴重的心臟病呢？

原因或許在於她長期服用口服避孕藥， 其副作用之一就是增加血液凝塊概率。 每種口服避孕藥含有的風險並不一樣， 但使用口服避孕藥的女性形成血液凝塊的概率，

通常是其他女性的2～3倍。 在臨床醫學中， 因果關係很難判斷， 我們無法一口咬定就是避孕藥使她心臟病發， 但我們知道， 其風險是真實存在的。

20世紀60年代出現的避孕藥， 被喻為將性☆禁☆欲與繁衍分離的社會革命。 它使女性對生育有了掌控權， 因為它提供了可靠而且可逆的避孕方法。 女性無須禁欲就能回避生育， 並且在停藥後仍然可以生小孩兒。 這些年來， 更多品種的女性避孕藥出現了， 女士們可以在藥片、針劑、貼片和宮內節育器之間挑來揀去。

作為對比， 男性避孕的選擇有限得多：不是輸精管手術， 就是安全套。 輸精管切除術從19世紀開始啟用， 而安全套更源遠流長。 早在16世紀， 義大利解剖學家加布裡埃羅·法洛皮奧就描述過一種亞麻布做的避孕套，

用於防止梅毒傳播。 到了18世紀， 避孕套已成為男性主流避孕手段。

避孕套可以防止性病傳播， 但作為節育手段， 它並不像包裝上寫的那麼有效。 依賴避孕套節育的夫婦意外懷孕率達到18%。 而輸精管切除就十分保險， 失敗率還不足1%， 缺點則是難以逆轉。

男性避孕：有方法， 無推廣

在越來越認同“兩性應分享責任和平等機遇”的當今社會， 缺少恰當的男性避孕方法讓人震驚而且迷惑， 尤其是當很多男性避孕方法已被發明， 卻無法推廣的時候。

新的男性避孕法大致可以分為兩類：激素避孕與非激素避孕。 男性激素避孕藥的作用是降低睾丸激素水準， 從而減少睾丸產生的精子， 主要的手段就是注入睾丸激素。

增加額外的睾丸激素來抑制精子， 聽起來似乎有悖常理， 但其原理是利用男性生殖系統的內部制動。 當植入的睾丸激素進入血液， 意味著給大腦發出信號：“這裡已經有足夠的睾丸激素了。 ”這樣就阻止了精子的產生。

女性服用有副作用的避孕藥， 是為了防止意外懷孕， 但它會給女性帶來健康問題， 可以說風險和受益是平衡的。 然而， 男性並不承擔懷孕風險， 他們的性☆禁☆伴☆禁☆侶才是受害者。 因此， 如何平衡男性避孕藥副作用的“風險和受益”， 就是一個艱難的倫理問題了。

那麼非激素的男性避孕藥又怎麼樣呢？它與大腦刺激、睾丸激素無關， 而是直接抑制精子生產。 其中一種方式是印度的蘇加·古哈博士發明的化學輸精管結紮，

已經進入了臨床試驗第三期。 在普通結紮手術中， 輸精管被切斷並封死， 令精子無法流出。 而這種方法將一種合成物質植入輸精管， 同樣能阻止精子， 合成物也可以被移除， 這樣就能恢復正常的精子活動了。

化學輸精管結紮也有一定風險， 因為它需要進行小手術， 但在安全和效率兩方面的結果都很樂觀。 這時另一個問題又來了：由於植入輸精管的合成物物美價廉， 而且可以使用多年， 大製藥公司無利可圖， 沒有推廣興趣。 想推廣只能依靠政府或非政府組織。

誰來為男性避孕藥埋單？

已經存在的男性避孕方式， 為何沒有被廣泛應用呢？德國明斯特大學男性生育能力研究員埃伯哈德·尼施拉格認為，

男性避孕藥在投入市場前需要大規模臨床試驗， 但醫藥公司不打算為此投資。

醫藥公司有多重考慮。 女性避孕藥的廣泛接受度和可靠性， 為男性避孕藥設立了很高的競爭門檻；男性並不在意外懷孕中承擔健康風險， 因此是否甘願承受避孕藥的副作用也是個問題。 此外， 美國的健康保險產業還提出了另一個問題：男性避孕藥到底應該由男性還是女性來購買？

另外， 診所記錄顯示， 抑制精子的方式對於亞洲男性比對高加索男性更有效。 而在同一個種群內部， 藥效也很可能是不相同的。 至於文化上， 天主教反對任何形式的避孕， 信仰天主教的男性對於男性避孕藥也更加排斥。

因為這種種原因， 製藥公司沒有興趣投資幾百萬美元進行臨床試驗， 而沒有臨床試驗，這些藥物就無法投放市場。這就是男性避孕藥的困境。

但是從社會角度來看，我們提倡多樣化的避孕方式。男性雖然不用承擔分娩的痛苦，但應該分擔養育子女和避孕的責任。如果市場沒有動力提供支持，我們不如另覓他徑，政府和非營利性組織是很好的選擇。

而沒有臨床試驗，這些藥物就無法投放市場。這就是男性避孕藥的困境。

但是從社會角度來看，我們提倡多樣化的避孕方式。男性雖然不用承擔分娩的痛苦，但應該分擔養育子女和避孕的責任。如果市場沒有動力提供支持，我們不如另覓他徑，政府和非營利性組織是很好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