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孩子的世界有沒有春天？

《南方週末》一篇關於“寒門弟子沒有春天”的報導在網友中被吵得沸沸揚揚。 壓倒性的聲音在呼喊“窮孩子永無春天是教育資源不平等的必然結果”。 早在上世紀中後期， 發展心理學家已經開始廣泛研究經濟社會地位如何對個體發展帶來影響的課題。 單獨的“環境決定論”或“個體決定論”已經不能再解釋個體發展和代際相傳的複雜性， 只有從環境和個體的交互作用中才能理性看待人類發展的真實畫面。

環境決定論：社會經濟地位=不平等的起跑線

“寒門子弟有沒有春天， 那是社會的事兒!”環境決定論者如是說。

沒錯， 由社會經濟地位帶來的不平等起跑線從嬰兒一出生便已存在。 密西根大學發展心理學家塔瑪拉•哈利(Tamara Halle)等學者發現， 早在出生第9個月， 相比于那些高收入家庭的嬰兒， 低收入家庭的嬰兒在探索物體、表達能力、早期問題解決能力、物體命名能力等多個認知發展方面都明顯落後。 而在2歲時， 這兩組嬰兒之間的差異更是翻倍增長。 更有長達十年的追蹤研究證明， 兒童10歲時的家庭經濟收入能夠預測成年後的各種行為問題以及事業成功與否。

社會經濟地位不是章魚哥， 為什麼能有如此大的預測力?加州大學大衛斯分校蘭德•康戈(Rand D. Conger)和密西根州立大學布蘭特•唐納蘭(M. Brent Donnellan)兩位元學者提出了兩大模型來剖析社會經濟地位在兒童發展中的強大力量。

第一個模型是家庭壓力模型。 低收入、負債累累、入不敷出， 這一系列的財政困難必然帶來巨大的心理壓力。 在心理壓力升高時， 人往往會出現更多的情緒和行為問題， 加劇家庭矛盾， 而處於高壓下的父母在對子女的教養過程中也更易怒、冷漠， 表現出更少的溫暖。 經濟困難對父母造成的心理壓力使他們產生了情緒和行為問題， 這些教養行為作用在孩子身上， 影響了兒童的健康成長。

另一個模型是家庭資本模型。 低收入直接帶來的是各種資源和資本的剝奪。 嬰兒時期， 窮孩子沒有益智玩具， 沒有圖畫書籍， 沒有機會學鋼琴， 沒有機會去主題公園， 這些資源的缺乏導致成長環境中有利刺激的減少，

視聽嗅觸味覺刺激的缺乏放緩了大腦回路的形成， 從而影響兒童早期的認知發展。 而孩子隨著進入正式的教育系統， 家庭資本更直接帶來教育機會的剝奪：被“超級中學”排斥在外， 沒有能力享受各種專業的輔導培訓服務， 而生活在落後閉塞地區的人們更無法與優質的教育資源進行溝通。 這一模型更多地解釋了寒家弟子無法在學業上出類拔萃的無奈現實。

個體決定論：增強彈性， 主動出擊!

不過， 人不是巴甫洛夫的狗， 不只是單純對環境做出反應， 還能主動地選擇環境和改變環境。 個體決定論者認為， 動機、努力、能力、身心健康、責任感都極大地影響了個體的成功和失敗。 這些因素都使個體在經濟困難以及生活負面環境中起到保護作用，

使個體具有更大的心理彈性(resilience)。

這些彈性因素包括基本的生活能力、溝通能力、問題解決能力、社會支援， 積極的個人品質等。 愛荷華大學管理與組織學院的提摩太•雅芝(Timothy A. Judge )等人發現， 在控制了家庭的經濟水準和社會地位後， 在小學期間測試的人格測驗結果能夠預測成年後的收入水準， 職業狀態和失業率。 那些責任心更高以及總體心理能力更強的兒童在成年後擁有更多的內在成就感， 事業也更成功;而那些對負面情緒高度敏感的兒童則在成年後更不容易擁有成功的機會。

父母的個體特質及家庭教養行為也同樣是一把擋住社會經濟地位劣勢影響的保護傘。

康戈發現， 面對同樣的經濟困難， 那些更自信， 相信自己有能力控制生活事件的父母能夠逐漸降低客觀的經濟困難帶來的心理壓力， 從而減少經濟地位劣勢對兒童發展的負面影響。

到底是社會還是個體該為窮孩子遠去的春天來買單?

父母一代的個體特質直接影響他們的經濟社會地位(個體決定論)， 而社會經濟地位又直接影響子女的認知水準、社會發展和成年後的事業發展(社會決定論)。 這似乎是一個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問題。 起跑線不公平， 並不代表一定就輸在終點線上。 貧寒出身， 一樣可以自我提升， 增強對外界環境的主動調節和適應能力， 迎來自己的春天。 沒有富裕的物質條件也可以把優秀的個人特質通過撫養教育的過程代代傳遞， 栽培下一個春天。

栽培下一個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