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 英國著名文學家和預言大師阿道斯·赫胥黎在他的《美麗的新世界》一書中大膽預言， 在2532年的世界中， 人是可以用精確的設計標準和符合實用的價值觀念來大量生產的， 生孩子的事情完全由生命工廠（幫助婦女生育孩子的地方）負責。 在這樣的未來社會， 男人與女人都不用過問生孩子的瑣事， 而可以專心、自由地生活著。 他預言， 人類科技發展到足以複製自身之時， 便是人類世界陷入混亂之日。
這本書深深震撼了當時還處於20世紀農業社會向工業化社會過渡時期的美國人， 許多美國人對於書中預言的、未來生育技術帶來的人類製造“未來新人類”的美麗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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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世紀的今天看來， 赫胥黎的美麗預言已經成為蓬勃發展的生物技術浪潮時代的社會現實寫照。 在試管嬰兒技術不斷走向發展與成熟的今天， 越來越多的人們不會再懷疑他的“人類製造人類”預言是一個異想天開的幻想。
科學家正在“造人”
今天， 以分子生物學技術為核心的生物技術的迅速發展， 正在驗證赫胥黎的美麗預言。 基因技術、蛋白質技術、基因合成技術、基因嫁接與改造技術、克隆生殖技術、試管嬰兒技術、人造子宮技術、精子庫與卵子庫技術等生物技術正在突飛猛進、日新月異。
人類生命的種子——精子與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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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世紀的今天， 一小撮雄心勃勃的生殖科學家們正在重複上帝的工作， 準備完成製造“新人類”的使命， 上帝“創世紀”的偉業正在他們的操縱之中。 美國的一個包括生命生態學家、社會學家、律師、倫理學家、生物學家等組成的一百多人小組， 對“人造生命”的命題進行了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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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如何， 這樣的前景已經展示在人類的面前， 未來的生命（包括人類生命）都可以依賴科學家之手去創造與生產。 地球生命的神秘與神聖戒律在未來的人工生命製造時代將被揭開和破除。
2003年， 聯合國就克隆人問題召開了全球會議， 會議上絕大多數國家和政府都明確表示， 反對進行克隆人研究。 儘管世界各國的政府和主流媒體都反對克隆人， 但據有關資料推測， 全球可能有數十個實驗室正在秘密開展克隆人和與克隆人相關的技術開發。
聞所未聞的試管嬰兒
1978年7月25日， 世界上第一例試管嬰兒路易絲·布朗誕生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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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產科學家派翠克·斯特普托和胚胎學家羅伯特·埃德華茲的聯手傑作——試管嬰兒， 無疑成為人類生殖醫學史上劃時代的里程碑， 它開創了人類數百萬年自然繁衍歷史上“人類製造人類”的偉大歷史先河。
正如派翠克·斯特普托本人所說的那樣：“這是第一次我們一下子解決了所有的問題， 現在我們只是處在萬事開頭的末尾， 而不是萬事終了的開端。 ”第一例試管嬰兒只是拉開了一個新時代的序幕， 而不是一個新時代的終結。
第一例試管嬰兒技術方法， 就是將嬰兒父親的精子和嬰兒母親的卵子取出後在體外實現受精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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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不完全的統計資料顯示， 到20世紀90年代末期， 以試管育嬰方式誕生的試管嬰兒， 在全世界已突破數十之眾， 而且今天的數目仍在世界各地迅速增加。
“借卵生子”的困惑
如果說， 1978年人類最初的第一例試管嬰兒與父母之間還存在著直接的遺傳上的血緣紐帶聯繫的話， 那麼今天的許多新“試管嬰兒”的技術應用， 已經促使許多試管嬰兒與父母的血緣聯繫產生部分或完全性中斷。
“借卵生子”是試管嬰兒技術的又一個新方法。 一個沒有排卵能力的母親，可以從卵子庫或其他婦女那裡借用卵子與自己丈夫的精子在體外受精結合後，經短期體外培養，再植入自己的子宮內發育妊娠，從而生出一個屬於自己的孩子，這個孩子遺傳學上已與其生身母親失去直接血緣聯繫，實際上她有一個生物學上的母親（卵子提供者），一個社會學上的母親（社會學上的養育母親）和一個完全意義上的父親（精子提供者和社會學上的養育父親）。
此外，一對夫婦，如果丈夫缺少精子，同樣可以借用他人捐助的精子與自己的卵子受精，而生育一個自己的孩子，這個孩子同樣與其父親之間失去血緣上的遺傳學聯繫。同樣，一對父母亦可以完全借用別人捐獻的精子和卵子來生育一個自己的孩子，這樣的孩子從血緣上（遺傳學聯繫）完全失去了與社會父母的血緣紐帶關係。這樣，孩子就擁有了一對遺傳學上的父母和一對社會學上的父母。
近年來，“出租子宮”正在成為美國一種新興的商業服務，即所謂的“借腹生子”或“代理母親”現象，亦就是通過租借別人的子宮來生育自己的孩子。這種新的生育服務，更加引起了父母和子女之間血緣、倫理關係上的複雜化。如果一個子宮有缺陷的母親，可以將自己的卵子與丈夫的精子受精後植入其他婦女（即“代理母親”）的子宮，借別人之腹生育一個自己的孩子，這種孩子的“生身母親”（生育上的母親）和血緣關係（遺傳學）上的“血緣母親”角色便出現了分離。
在上述的各種情形之下，子女與父母的社會和血緣關係，比之自然的傳統生殖方式下的父母與子女關係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傳統的血緣、倫理上的父母與子女關係已經不可能適用，試管嬰兒技術與現行的生殖、法律、宗教、文化等傳統產生了激烈的衝突。
儘管採用試管嬰兒技術方式生殖的嬰兒數目，在全球人群中所占的比例微不足道，但傳統的母體生育方式和自然生命倫理正在受到人工體外生殖科學技術發展的挑戰。
顛倒的生育倫理
在美國中西部艾奧瓦州有一個叫蘇市的小城。42歲的學校圖書管理員施威策夫人第三次順利分娩了。可是這一次她分娩的不是自己的兒女，而是自己的一對孿生的外孫和外孫女。
原來，施威策夫人20歲的女兒克裡斯特患有先天性的生理缺陷——沒有子宮。四年前施威策夫人帶著克裡斯特到醫院接受治療，她對醫生央求說：“克裡斯特天生喜歡孩子，希望你能把我的子宮移植到她的身上，因為我不再需要它了。”醫生聽了大吃一驚，問她多大年紀，答曰：38歲，已有一子一女。醫生婉言拒絕了她的要求。將自己的子宮捐獻給女兒的努力失敗後，施威策夫人決定為女兒妊娠孩子。
像施威策夫人這樣為親生女兒代理妊娠的事例，在美國當時尚屬獨一無二，人們缺乏基本的心理準備。因此，人們對施威策夫人和她女兒的做法反應強烈。從傳統的生育習慣和倫理標準衡量，孕育兩個孩子的人是施威策夫人，而在社會上兩個孩子則歸屬于她的女兒，到底孩子應該屬於誰？傳統的生育習慣與倫理都沒有先例，人們感到困惑不解。
首先，孩子長大以後，究竟叫施威策夫人外婆還是媽媽？其次，孩子長大以後，與家庭成員的社會關係也可能出現問題，孩子自己、家庭成員與社會又如何互相看待。第三，孩子的身份與家庭角色又如何從法律上進行認定？
按照自然生殖（母體孕育孩子）的傳統，施威策夫人無疑是孩子的生育生物學意義上的母親，她與兩個孩子之間存在血緣上的聯繫。此外，施威策夫人和她的女兒克裡斯特究竟誰是兩個孩子社會學意義上的母親呢？大多數人都可能認為她的女兒克裡斯特應當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但這只是我們將問題簡單化的結果。在現代人類生殖技術飛躍進步的時代，“母親”的含義，應當從什麼樣的生物學、社會學、法律學、倫理學角度去加以定義和衡量，這是今天的人們已經面臨而又無法回答的生物學和社會學問題。
生殖技術改變人類未來
人類社會一開始就引導女性，她們的主要任務就是繁衍和養育人類。現在她們在社會上的自我形象是什麼呢？未來她們的形象又是什麼樣？
迄今為止，只有少數的社會學家開始關心這類問題。美國紐約綜合醫院的神經精神科主任海曼博士說，十月懷胎，一朝分娩，滿足了一種重大的創造需要。大多數婦女為她們能夠生育孩子而自豪。這種美化孕婦的特有光環——自然母親的角色，在東西方文藝作品中大量存在。
海曼博士說：“如果一個婦女的後代很可能不是她的，而是把遺傳上優良的卵細胞，從另一個婦女移植到她的子宮裡來的，甚至是在實驗室裡生長的，那麼對母性的崇拜會出現怎樣的改變呢？”他認為，如果未來的婦女是重要的，那不再是因為只有她們能夠生孩子了。單憑這一點，我們就能夠消滅對母性的神秘感了。
如果體外人工生殖方法達到了高度的成熟和普及，如果婦女都普遍放棄了自己生孩子的權利、未來的時代，孩子的身份、父母的角色、祖父母、姑、叔、表親等傳統的親屬關係又會發生怎樣的變化？
就現代試管嬰兒技術的發展而言，生育技術帶來的影響絕對不是一個純粹的生育孩子方法和如何生育孩子的技術問題。新的生育技術，將可能對我們現代傳統的生育制度、人口控制、社會的人員關係、傳統家庭等產生無法想像的巨大衝擊。
許多科學家、人類學家、倫理學家、心理學家等都認為，一旦試管育嬰技術可以完全代替女人生育孩子，那麼人類許多傳統的經驗都將不可能適用于未來社會的需要，人類需要重新制定全新的社會規則去適應未來社會的需要。但是，直到今天，我們發現人類仍然對此無動於衷，人們仍然習慣于用傳統的標準和習慣來看待與處理越來越不同于過去傳統的技術、社會問題。
面對成熟的試管嬰兒技術的來臨，我們不得不發出與托夫勒同樣的疑問：現代生殖技術真的會根本改變人類的未來命運嗎？
一個沒有排卵能力的母親，可以從卵子庫或其他婦女那裡借用卵子與自己丈夫的精子在體外受精結合後，經短期體外培養，再植入自己的子宮內發育妊娠，從而生出一個屬於自己的孩子，這個孩子遺傳學上已與其生身母親失去直接血緣聯繫，實際上她有一個生物學上的母親（卵子提供者），一個社會學上的母親（社會學上的養育母親）和一個完全意義上的父親（精子提供者和社會學上的養育父親）。此外，一對夫婦，如果丈夫缺少精子，同樣可以借用他人捐助的精子與自己的卵子受精，而生育一個自己的孩子，這個孩子同樣與其父親之間失去血緣上的遺傳學聯繫。同樣，一對父母亦可以完全借用別人捐獻的精子和卵子來生育一個自己的孩子，這樣的孩子從血緣上（遺傳學聯繫）完全失去了與社會父母的血緣紐帶關係。這樣，孩子就擁有了一對遺傳學上的父母和一對社會學上的父母。
近年來，“出租子宮”正在成為美國一種新興的商業服務，即所謂的“借腹生子”或“代理母親”現象，亦就是通過租借別人的子宮來生育自己的孩子。這種新的生育服務，更加引起了父母和子女之間血緣、倫理關係上的複雜化。如果一個子宮有缺陷的母親，可以將自己的卵子與丈夫的精子受精後植入其他婦女（即“代理母親”）的子宮，借別人之腹生育一個自己的孩子，這種孩子的“生身母親”（生育上的母親）和血緣關係（遺傳學）上的“血緣母親”角色便出現了分離。
在上述的各種情形之下，子女與父母的社會和血緣關係，比之自然的傳統生殖方式下的父母與子女關係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傳統的血緣、倫理上的父母與子女關係已經不可能適用，試管嬰兒技術與現行的生殖、法律、宗教、文化等傳統產生了激烈的衝突。
儘管採用試管嬰兒技術方式生殖的嬰兒數目，在全球人群中所占的比例微不足道，但傳統的母體生育方式和自然生命倫理正在受到人工體外生殖科學技術發展的挑戰。
顛倒的生育倫理
在美國中西部艾奧瓦州有一個叫蘇市的小城。42歲的學校圖書管理員施威策夫人第三次順利分娩了。可是這一次她分娩的不是自己的兒女，而是自己的一對孿生的外孫和外孫女。
原來，施威策夫人20歲的女兒克裡斯特患有先天性的生理缺陷——沒有子宮。四年前施威策夫人帶著克裡斯特到醫院接受治療，她對醫生央求說：“克裡斯特天生喜歡孩子，希望你能把我的子宮移植到她的身上，因為我不再需要它了。”醫生聽了大吃一驚，問她多大年紀，答曰：38歲，已有一子一女。醫生婉言拒絕了她的要求。將自己的子宮捐獻給女兒的努力失敗後，施威策夫人決定為女兒妊娠孩子。
像施威策夫人這樣為親生女兒代理妊娠的事例，在美國當時尚屬獨一無二，人們缺乏基本的心理準備。因此，人們對施威策夫人和她女兒的做法反應強烈。從傳統的生育習慣和倫理標準衡量，孕育兩個孩子的人是施威策夫人，而在社會上兩個孩子則歸屬于她的女兒，到底孩子應該屬於誰？傳統的生育習慣與倫理都沒有先例，人們感到困惑不解。
首先，孩子長大以後，究竟叫施威策夫人外婆還是媽媽？其次，孩子長大以後，與家庭成員的社會關係也可能出現問題，孩子自己、家庭成員與社會又如何互相看待。第三，孩子的身份與家庭角色又如何從法律上進行認定？
按照自然生殖（母體孕育孩子）的傳統，施威策夫人無疑是孩子的生育生物學意義上的母親，她與兩個孩子之間存在血緣上的聯繫。此外，施威策夫人和她的女兒克裡斯特究竟誰是兩個孩子社會學意義上的母親呢？大多數人都可能認為她的女兒克裡斯特應當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但這只是我們將問題簡單化的結果。在現代人類生殖技術飛躍進步的時代，“母親”的含義，應當從什麼樣的生物學、社會學、法律學、倫理學角度去加以定義和衡量，這是今天的人們已經面臨而又無法回答的生物學和社會學問題。
生殖技術改變人類未來
人類社會一開始就引導女性，她們的主要任務就是繁衍和養育人類。現在她們在社會上的自我形象是什麼呢？未來她們的形象又是什麼樣？
迄今為止，只有少數的社會學家開始關心這類問題。美國紐約綜合醫院的神經精神科主任海曼博士說，十月懷胎，一朝分娩，滿足了一種重大的創造需要。大多數婦女為她們能夠生育孩子而自豪。這種美化孕婦的特有光環——自然母親的角色，在東西方文藝作品中大量存在。
海曼博士說：“如果一個婦女的後代很可能不是她的，而是把遺傳上優良的卵細胞，從另一個婦女移植到她的子宮裡來的，甚至是在實驗室裡生長的，那麼對母性的崇拜會出現怎樣的改變呢？”他認為，如果未來的婦女是重要的，那不再是因為只有她們能夠生孩子了。單憑這一點，我們就能夠消滅對母性的神秘感了。
如果體外人工生殖方法達到了高度的成熟和普及，如果婦女都普遍放棄了自己生孩子的權利、未來的時代，孩子的身份、父母的角色、祖父母、姑、叔、表親等傳統的親屬關係又會發生怎樣的變化？
就現代試管嬰兒技術的發展而言，生育技術帶來的影響絕對不是一個純粹的生育孩子方法和如何生育孩子的技術問題。新的生育技術，將可能對我們現代傳統的生育制度、人口控制、社會的人員關係、傳統家庭等產生無法想像的巨大衝擊。
許多科學家、人類學家、倫理學家、心理學家等都認為，一旦試管育嬰技術可以完全代替女人生育孩子，那麼人類許多傳統的經驗都將不可能適用于未來社會的需要，人類需要重新制定全新的社會規則去適應未來社會的需要。但是，直到今天，我們發現人類仍然對此無動於衷，人們仍然習慣于用傳統的標準和習慣來看待與處理越來越不同于過去傳統的技術、社會問題。
面對成熟的試管嬰兒技術的來臨，我們不得不發出與托夫勒同樣的疑問：現代生殖技術真的會根本改變人類的未來命運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