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孩子為什麼都獨自上學？

養生之道網導讀：

日本孩子高度的自立性，和日本家長對社會的信任度和安全感有很大的關係，他們放心讓孩子去闖去獨自面對世界。

沙樹又一次經過那個大大的掛鐘，時間越來越少，他覺得下一秒自己就會放聲大哭。今天是沙樹正式成為小學生的第一天，儘管幾天前媽媽剛剛帶他走過兩遍從家到學校的這段路程，但今天地鐵站裡人真多，要換乘的6號線到底在哪？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告訴自己要冷靜。沙樹的眼睛在人群中急切的搜索，一個和他穿著同樣校服的少年正急急的穿過人流，沙樹連忙跟了上去。當地鐵門終於在他身後關閉，一種混雜如釋重負、酸楚和驕傲的情緒在沙樹的心裡彌散開。

多年後，已經成為知名作家的齊田沙樹在他的散文集《品咂時光的聲音》中回憶到，正是那一刻他意識到自己的成長。

並不是每個少年都會有這種非常敏感的反映，大多數的日本學生並不會覺得自己第一天獨自上學和其後每一天的上學路有任何奇特之處，當然也不會意識到這段路程對他們獨立性格的塑造有何重要意義。

獨立的第一步

在日本，孩子上小學就需要獨自去學校，這是學校和父母們約定俗成的慣例，甚至如果學校離家很近，3、4歲正上幼稚園的孩子也會自己走路上學。大人們認為，獨自上學是他們邁出獨立的第一步。

教育學家麻賴俊新說：“孩子需要面對問題，如果他迷路或者遲到了，那麼他就需要自己想辦法找出原因。”

實際上，

日本的孩子們在上學的路上出現問題的可能性很小。

首先，日本的小學的建立是根據人口密度來劃分的，保證絕大多數的孩子只要步行15到20分鐘就能夠到達，而且不允許跨區域入學，如果有學生中途搬到較遠的地方但仍然想在原來的學校就讀的，需要進行非常嚴格的審批。並且學生還得保證自己能夠獨立步行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上學、放學，否則就只能被勸轉校了。

另外，

父母們不再送孩子去學校並不意味著他們需要一個人孤獨的上路。

住在附近的孩子們往往會結伴通行，一些高年級的孩子也會擔任“領隊”，途中會起到引領和保護的作用。而且每間學校都配備有“學童擁護員”，他們由3位老師擔任，每天上下學時間，會分別站在校外3個車流量大、交通比較複雜的路口引導學生們安全通過。私人自發組織“PTA”（家長教師聯合會）也給予了很大的幫助，幾乎每所中小學校都有這樣一個組織，其職責是協助並促進學校的各項教育制度和設施完善，幫助學生過好學校生活，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就是保障學生上下學的交通安全。“PTA”的成員定期輪流擔任安全員，每週3至4次去“交通要道”護送孩子，幾乎每個孩子的家長都擔任過這樣的角色。

曾經擔任安全員很多次的36歲的島由美女士她7歲的兒子已經自己走路上學一年多了，她說：“安全問題從來沒有讓我很擔心，我認為上小學後意味他應該開始獨立處理一些問題，還包括要吃苦的態度。”

日本的小學生們很早前就開始被要求

自己整理書包

，他們前一天晚上就要將課本、練習本、聯繫簿、文具，還有運動服、換洗衣服、室內鞋和毛巾等都整理好放進書包，有繪畫課的時候還要帶整套繪畫用具，游泳課時則要帶泳衣、大浴巾、水鏡、游泳帽和沙灘鞋等等。而這些東西加起來，重量一般都會在5、6斤以上，都需要他們自己背到學校。

幾乎沒有孩子抱怨，因為他們身邊每個人都是如此成長起來的。

曾有調查稱，日本孩子是獨立性最強的孩子，與能力無關，而與他們從小就被灌輸的要求有很直接關係。

曾經有一個美國的電視臺做過一個節目，名叫《第一個任務》，會分別請不同國家的2-3歲的孩子去完成一個簡單的任務，比如便利店購物或者投遞信件等，通過隱藏攝像機拍攝，觀察他們的行為，而日本的孩子往往完成的非常出色。他們似乎有非常準確的眼光和超越年齡的溝通能力。

這大概也是他們獨自去上學前所要必須學習的本領吧，他們會識別各種公職制服、標誌，還要在人群中準確地找出哪些是他能夠求助的安全的陌生人，員警、保衛隊、帶小孩的媽媽總要比那些身材魁梧的男性可靠性要高些。

人們似乎也很習慣接收孩子們的求助，即使是形色匆匆的上班族也不會拒絕孩子的問路；駕駛員看到小學生會遠遠地停住等他們通行；公車上的人會關注網站，以免孩子錯過；孩子也會幫助孩子，高年級的孩子見到低年級的孩子會默默等著他。只要是順路的，隨便遇到的兩個孩子就會默契地把手牽在一起。

在這樣環境成長起來的孩子，也會習慣幫助別人，這形成一個良性的社會信任度增長。

信任陌生人

澳大利亞SBS電視臺最近拍攝了一部紀錄片——《自立的日本孩子》，片中對比了澳大利亞和日本的一些孩子上學時的不同差別，雖然因為日澳不同的社會（文化）和對孩子的期望的不同，但仍然難以掩蓋

日本孩子高度的自立性

，片子的編劇弗雷迪認為，

這和日本家長對社會的信任度和安全感有很大的關係，他們放心讓孩子去闖去獨自面對世界。

日本的犯罪率很低，日本有超澳大利亞人五倍的人口，但兇殺犯罪率卻不及澳大利亞的1/4。日本孩子遇到了麻煩就會向陌生人，尤其向長者去求助而化解。而別的國家的孩子則完全相反，他們被告之每一個陌生人都可能是個壞蛋，或者有害人之心。

美國的人類學家人類學家迪克森?戴爾曾經寫過一篇論文，文中寫道，“日本孩子很早就習慣了一種觀念：集體中的任何人要服務或説明他人。”這種觀念讓他們放心地求助於陌生人。

而他們本身也屬於這集體中。集體歸屬感在學校被進一步加強。在日本學校裡，孩子們不但需要輪流打掃衛生，收集作業，甚至午餐也需要自己付出大量的勞動，他們要自己擺盤，監督分配，飯後還要進行清理打掃。“(這種方式)讓每個人都能輪換著勞動，還教會大家如何為公共空間負責，比如清理餐桌、整理器械和打掃廁所。”迪克森說。

共用空間和為公共區域負責培養了孩子們的主人公意識，他們會認識到破壞秩序會受到怎樣的懲罰，因為他們必須自己收拾殘局。類似意識被擴展至更大的社會公共場所，就能解釋為什麼日本的垃圾分類如此的徹底，街道如此乾淨，而犯罪率又如此的低了。

這是一個良性的迴圈，成人們因為社會的信任度而放心讓孩子們去探索世界，而孩子們則通過自我感觸和學習更加深了這種社會安全感，而從這方面看來，孩子的獨立性卻不是這一過程的最重要的獲得。

“認識了這一點，或許我們能夠改善一些什麼，至少讓我們的孩子們在高中前能夠獨自去上學”弗雷迪笑著說。